第35章 學科研究評述(18)(1 / 3)

我們已經說到了新一代學者比之我們這一代,有許多長處,但同樣不能回避的是,每一代人也都存在著自己的問題,新一代學者也不能避免。記得王曉明先生曾經談到,新一代學者“很難長久忍受自己的努力的無意義”:“倘若你竭心盡力地……闡發哲人之思和曆史之魂的意義,現實的社會和人心卻盡往相反的方向滑動,日甚一日地陷入乏味、壓抑和粗蠢,你會不會廢筆長歎,甚至對自己整個工作的意義都發生懷疑呢?……會不會更進一步對自己的人生選擇也發生懷疑呢?”我想補充的是,新一代學者還很難忍受自己的工作長時間地不被社會所承認,急於“出來”,恐怕是許多人或隱或顯的衝動,這本來也無可非議,但會不會因此而落入新的科舉製度、養士製度布下的陷阱,以及實利主義、消費主義的時代風尚的陷阱,並毫不知覺而逐漸沉湎其中,自動地放棄了自己的批判職責,喪失了創造活力,使自己的精神與學術日趨平庸化,甚至導致精神與學術的墮落呢?而且在我看來,任何一種長處與特點,也同時預伏著某種陷阱。

比如,新一代學者大都有濃厚的理論興趣,讀書甚多,但會不會因此而陷入“唯知識主義”、“唯書本主義”,把學術研究變成知識的炫耀、拚接與智力遊戲,用王曉明:《重建統一的個人生活》,文收羅崗:《麵具背後》,頁255。

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23既定理論來裁剪曆史,從而根本喪失學術的獨立自主性與原創性?我和一些年輕朋友因此而想到,如何處理學術研究中的“信仰,知識,經驗與體驗”的關係,恐怕還是一個大問題。還有,新一代學者大都精力充沛,興趣廣泛,不斷為新的話題、研究課題所吸引;但會不會精力過於分散,不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沉潛下去,浮光掠影,淺嚐即止,不能將活躍的思想轉化為厚重的學術?……我說這些,同時也是在反省與警戒自己。因此,我期待這次評獎能夠成為一個自我批判的契機。我特別願意和獲獎的年輕朋友一起,借此機會,認真檢討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以及我們個人的研究,還存在著哪些不足,可能有哪些陷阱:我們的根本問題究竟在哪裏?———也許,這正是現代文學研究能夠獲得新的突破所應該邁出的第一步。

2003年7月16日講,2003年11月8—14日整理,並作補充22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附錄唐青年文學研究獎評語郜元寶:《為天地立心———魯迅著作所見“心”字通詮》(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本文所進行的“魯迅基本詞語概念的通詮”的研究,是魯迅研究中的一個新的嚐試。這不僅是方法論上的新開拓,而且也隱含著對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的一種體認,自覺地用魯迅自己的話語來描述他自己,而不是將魯迅思想與文學強納入某個現成的西方話語體係中,成為證明某種時髦理論正確性的“例證”,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裏所說,這也是“反抗被描寫”的努力(參看郜元寶:《反抗“被描寫”———解說魯迅的一個基點》)。

本文對魯迅著作中一以貫之的“心”的概念,進行了細密的考釋,並努力揭示其多層麵的豐富內涵,從而對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的諸多方麵,進行了新的富有啟示性的闡釋。如作者在研究魯迅早期著作中,注意到魯迅如何用傳統心性之學的術語翻譯西方“神思新宗”,在雙重誤讀中實現創造性轉化,這就打開了有關研究的一個新的思路與空間。而作者通過“心”及相關概念的梳理,使學術界過去所忽略的魯迅與傳統心學的關係得以呈現,這應該說是作者的一個發現,發表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有助於魯迅研究的深入。

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25羅崗:《“分期”的意識形態———再論現代“文學”的確立與〈中國新文學大係(1917—1927)〉的出版》(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卷2期)本文選擇的是一個“小切口”———《中國新文學大係》的編選與出版;所要討論的卻是“大問題”———對已有的現代文學史敘述的一些仿佛不言自明的前提的質疑。這樣的“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就很有啟發性。

如作者所說,1935年經由新文學運動的權威編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係》,“透過‘文學史’的寫作和講授,實際上潛在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對‘新文學’的理解”,而其對文學史分期的“時間規劃”則“籠罩了整個現代文學曆史的敘述”。作者由此而發出了他的追問:這樣的“時間”和“分期”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知識”和“權力”關係?由這樣的關係又帶動著怎樣的製度運作?這背後又隱含著怎樣的意識形態?作者認為,“‘新文學的曆史’經由這種方式被‘自然化’了,文學史獲得了固定不變的敘事模式和互為因果的發展順序”,“同時也意味著喪失了活力,喪失了與現實對話的能力”。作者因此主張,必須“把文學史的‘階段劃分’重新放置到製度建構的語境中,我們才可能將已經被‘自然化’了的新文學曆史再次‘曆史化’”。

作者的論述可能會引起爭議,但這正是其價值所在:它打破了囿於既有“結論”,在使其精細化或重新組裝上“大做文章”的學術研究的平庸狀態,敢於對現代文學研究中一些“未加論證即作為前提使用的命題、概念和價值標準”提出質疑,顯示出“從變遷的曆史中,從與現實的對話關係中來重新理解新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