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學術獎推薦書兼及近年學術研究新進展229王瑤學術獎推薦書兼及近年學術研究新進展（一）學術著作獎1．《多重對話：中國新文學的發生》（陳方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本書是近年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我們以往的研究，常囿於“新文學”與“舊文學”兩大陣營的整體對立，而遮蔽了新文學陣營內部的差異與矛盾，將“眾聲喧嘩”的曆史過濾了，也單一化了。而本書則是直麵“曆史複雜性”的自覺嚐試。
作者首先將蔡元培開創的“北京大學”與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剝離開來，小心地揭示它們的同中之異；又從“一校一刊”的話語中心中剝離出“S會館”的獨異之聲；再將“S會館”剝離為三，揭示出魯迅和錢玄同，特別是與周作人的同中之異；然後又深入其內，討論了存在著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纏繞關係的以上各方，圍繞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基本話題：道德主義、世界主義、科學主義、話語變革所展開的“多重對話”，這就從一個重要方麵，展現了“五四”話語的豐富性。
本書的具體結論，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但作者的所有論述均建立在對史料的細密辨析，對文本的細心體察，對曆史多層麵、多角度的精細剖析之上，其治學之認真與嚴謹，其處處可見的獨立見解，在日趨浮躁、空疏的學界實在是難得的。這是一部有著厚重而紮實的學術含量的著作。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追求，這是“回到現場，觸摸曆史”的自覺努23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力，更是一種作者所說的“立足於‘感覺’的研究和寫作方式”，作者“首先是在對既有的文學史論質疑的前提下，不帶任何成見地去重新閱讀那些可以收集到的史料”，而作者關注的是這些史料背後的曾經鮮活的生命，也將自己的生命投入，努力地去“感覺”與“體驗”，進行“深層次的對話”，並將由此獲得的生命感注入自己的筆端，作者也因此選擇了“重在描述而非論述”的學術文體，即使是辨析中所融會的理性，也是由感性孕育的理性。這樣的學術追求，就使本書的寫作，嚴謹嚴密而又充滿鮮活的生命力，這也是十分難得的。
2．《“民族”想象與國家統製：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倪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不可簡單地將本書看作是“填補研究空白”之作：盡管本書也確實是較早係統、全麵地研究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藝運動的學術專著。
本書寫作的最大特點，是有很強的理論自覺。
首先本書的選題，即表現了一種自覺的新的理論視野：如作者所說，他關注的是“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關係”，他強調：“把現代文學放在民族國家建設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可以使我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獲得一種新的認識”，也就是說，作者的研究背後有學科發展的全局的思考與追求，這本身就是難能可貴的。
而作者對他的選題的意義的認識與預設，更是顯示了一種學術眼光：如作者說，他的研究目標，不僅是要重新認識國民黨統治“那個特定時代裏的文學生產狀況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方式，而且也能為我們認識新中國建立以後發展出來的對文藝創作和生產加以控製的高度成熟的體製化模式提供一個參照性的框架”。這樣，他的研究就既沒有回避，又超越了政黨意識形態的鬥爭———這是這類研究課題通常關注的層麵，而更關注其背後的更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國家建構問題，在這方麵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與文藝政策及其管製下的文學，是存在著某種同構性的。
而作者在進入具體研究時，又是從大量的原始史料的發掘、整理、研究入手王瑤學術獎推薦書兼及近年學術研究新進展231的，也就是說，盡管本文的研究具有鮮明的理論意識，但其研究結論卻是從對曆史事實的具體深入的分析中得出的，這樣，本書的研究就具有了視野開闊而史料紮實的特點。
而作者對史料的分析，又有很強的思辨力，作者善於抓住關鍵性的概念，如“作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文藝宣傳論”、“民族主義”、“統製與獨裁”等，進行曆史的與邏輯的分析，從而對現代文學與民族國家建設關係的曆史特點作出了許多理論上的重要概括，這樣的思辨性與理論深度，是這一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中所少見的，特別值得重視。
3．《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
（範伯群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本書是範伯群先生領導的蘇州大學研究群體，以十數年之功，所獲得的關於“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的集大成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