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度自覺。
這樣一種“重新研究一切”的膽識，“發現並提出問題”的眼光與能力，顯示了年青一代學者可貴的學術銳氣，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而作者又沒有陷入空泛議論或故作翻案文章，而是對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史現象進行精細的個案分析，把《中國新文學大係》這樣的“事後對曆史的敘述”還原到特定的曆史語境中進行考察，從而把自己的“質疑”放在“理解”的基礎上；這樣，作者所提出的問題就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學術問題”，而不是媚俗22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的炒作。這是更為難能可貴，並應予提倡的。
倪婷婷：《“名士氣”：傳統文人氣度在“五四”的投影》（原載《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本文從五四作家“人格建構”的“別一層麵”：傳統文人的“名士氣”在“五四”的投影這一獨特視角，揭示五四新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剪不斷，理還亂”
的精神聯係，別具眼光，打開了有關研究的新思路。
這也意味著作者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精神氣質本是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的；但作者的描述卻具體可感，絲絲入扣，又遊刃有餘，這是顯示了一種功力的。
這首先得力於作者“進得去”。這不僅表現在作者對材料的細心搜尋，梳理，並爛熟於心而運用自如；更因為作者有心靈的感悟，而能從新文學陣營中的“名士”“放達”與“隱逸”的表象，看到背後更為幽深精微之處。
難得的是作者還能“跳出來”。這就獲得了研究的距離感與曆史感，從而打破了“不是絕對肯定，就是絕對否定”的二元對立模式，以一種較為複雜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作者因此力避作簡單的類比，而努力地揭示傳統的投影背後的時代內容；強調“五四作家的名士氣，以及他們中國名士風的創作，其可取之處與致命弱點幾乎融為一體”；也不回避具有名士“隱逸氣”的有些作家“過分看重了與現實保持距離的自我”，“非但無助於自我人格的發展，反而模糊了個性解放的真正涵義”。本文的討論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深度，並更具啟發性。
王毅：《細讀穆旦〈詩八首〉》
（原載《名作重讀》1998年第2期）本文最引人注目之處，自然是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細讀”的研究方式。如作者所說，這首先是由穆旦這一研究對象的特點所決定的：作為在新批評派代表人物燕卜蓀直接影響下的寫作，“穆旦的作品必須應經得住細讀法則的挑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27戰”。但其方法論上的意義也許是更為廣泛的：文本細讀應該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功，卻往往為習慣於作空泛的、不著邊際的研究的人們所忽略。
而作者的細讀也別有特色：緊緊扣住本詩“寫愛情，又遠不止於愛情”的特點，精細地分析了詩人怎樣以愛情為八詩之骨幹，“以此為本，發為愛情的終極原因、過程、時間、方法、生死，種種矛盾痛苦”，通過“信仰式的祈禱”、“等待”而最後“化為平靜”；而同時又於詩人“明寫暗點”之處，時作點撥，揭示了隱於愛情背後的生命宇宙的追問，“從第一推動到最終歸宿的思考”。
作者同時緊緊抓住了詩八首的內在結構的分析，細心地捕捉詞語的啟承，詩思的運行，使組詩的圓型結構逐漸呈現，與前述精神的回環取得了有機的結合。作者又基本上適當地引入了詩人相關詩作與背景材料，使分析與討論的內涵更為豐厚。這樣，作者對研究界眾說紛紜的《詩八首》，就作出了屬於自己的獨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闡釋，盡管仍有可討論之處，但自成一家之言，即已證明了其價值。
而作者通過《詩八首》的細讀，引發出的對穆旦詩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東方傳統文化的內在聯係的討論，對研究界很有影響的“穆旦對於古代經典徹底無知”論的質疑，也許是更具啟發性的。作者的研究有力地顯示了文本細讀可能達到的深度，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貢獻。
張光芒：《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哲學建構》（原載《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本文把中國近現代啟蒙主義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或個體來看待，反對從“他者”化的思想體係出發，以“他者”的原理範疇為評判標準，顯示了一種“自立標準”的自覺，注重於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邏輯源點與思想原創性問題”的研究，這對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史的研究，具有理論與方法的啟示意義，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自由意誌是中國啟蒙主義的支點，並以此為中心，詳盡地討論了理性與非理性、理性與情感、科學與宗教等一係列人學範疇的對立性命題，如何被合乎邏輯地納入整個啟蒙思想體係，並針對學術界關於“改造國民22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性”的討論，提出了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中的“他者啟蒙”與“自我啟蒙”的問題。這些討論與思考，盡管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已顯示了作者的思辨力，並且自成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