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17擊—回應”的簡單模式，以更加複雜的態度來觀照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時，所獲得的是一個更加廣闊，也更加豐富的研究天地。曠新年的獲獎論文《現代文學觀的發生與形成》，針對“將純文學的觀念未經反思地和非曆史地使用，並且因此將其他不同的文學觀念輕易地排斥和否定”的傾向，指出“文學是一個曆史地生成和不斷變化的概念”，並從這一基本視點出發，特別關注“文學”這一概念如何在中國現代被不同的知識不斷詮釋，並強調“文學並不能僅僅從文學的內部獲得理解”，因此，著重分析了“文學與啟蒙”的關係，以及“現代的文學獨立的複雜動力”，認為“它既是現代性的一種必然推論，同時又是對於現代性的反抗與批判，是現代性複雜的、辯證的展開”。將王風與曠新年的論文對照起來看，或許能更清楚地看到年青一代學者的不同學術風格與追求，這是很有意思的：或以精細見長，或以視野的闊大為追求；或著意曆史演變過程與情境的辨析梳理與描述，或著力於曆史事實考釋基礎上的理論概括與深度探討；或將“問題意識”有意隱蔽於曆史敘述之後，或自覺地與當下現實進行對話。這兩種風格，各有其長，也各有其“陷阱”：前者應忌“小”，後者要防“空”，因此，是應該互補的；但具體到個人，某種風格的形成，是由各自的學養、氣質……決定的，不能也不必輕易變動，隻要對可能的危險有所警戒，並作適當的微調就行了。
張桃洲的獲獎論文《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論20世紀中國新詩語言問題》，對中國文學語言的現代轉換中的最大難點———新詩語言建設問題，進行了探討。正如解誌熙先生在“獲獎評語”中所說，這是一個因為“實踐上的曲折多岐和理論上的眾說紛紜”而成為“極需討論而又難以言說的問題”，作者並不急於解決這一難題，而是著力於將“問題的症結”揭示與呈現出來，據此而提出了關涉新詩“語言資源”、“語言質地”與“語言風格”的“白話與歐化”、“古典與現代”、“口語與書麵語”三大關係問題。問題的廓清與提出，就提供了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的一個起點：這既顯示了作者提出與發現問題的能力，又表現了對所研究的問題的複雜性的一種清醒：這兩個方麵都是難能可貴的。記得當年我與黃子平、陳平原共同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問題時，即已意識到現代文學語言（也包括新詩語言）問題的重要性，黃、陳二君還因此產生了研究的衝動，我則一開始就望而卻步，但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一個重要方麵是受到知識結構的限製）終於未能著手進行。現在，終於在更年青一代這裏開始了對這一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大難題的攻關，這是可以從中看到學術的進展的。而且我們注意21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到，有誌者還大有人在：王風的《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係》在這次評獎中，就得到了很高的評價；高玉的《語言變革與中國現代文學轉型》也受到了重視。
以後又讀到了郜元寶的有關研究論文，同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都表明，現代文學語言的生成與發展的研究，將是一個具有生長點的研究領域，並且有理由期待，經過艱苦的努力，會有更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現。
這一次獲獎論文中，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現代作家的精神、文學的起點、原點，受到了特別的重視，好幾位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關注作家“基本詞語概念的梳理”：這同樣也是一種溯源的研究。郜元寶的《為天地立心———魯迅著作所見“心”字通詮》，對魯迅著作中一以貫之的“心”的概念，進行了細密的考釋，並努力揭示其多層麵的豐富內涵，使學術界過去所忽略的魯迅與傳統心學的關係得以呈現。梁展的《“自我”觀念與科學的本源———魯迅對19世紀科學觀念的思索與批判》，對魯迅早期著作中的“自我觀念”與“科學觀念”進行剖析時，拈出了“神思”這一核心概念；強調魯迅思想的起點與指歸，始終是“人性”與“精神”的發展；因此，他所關注的是“科學自身的產生、發展與‘人’的思維特性的關係”，在魯迅看來，“‘科學’的真正根源應該在‘人’所具有的‘神思’”即“主體能動力、想象力”，而且“語言、藝術（神話）、宗教“也同樣是“人類‘神思’的產物”。張先飛的《從普遍的人道理想到個人的求勝意誌———論20年代前期周作人“人學”觀念的一個重要轉變》，在考察周作人的“人學”結構時，別具眼光地抓住了其在1922年發表的《貴族的與平民的》一文中所提出的“求生意誌”與“求勝意誌”這兩個“基本範疇”，並進行了周詳的解析，指出周作人正是通過這兩個範疇的提出，消解了他早期“人學”觀中的自然人性論與人道主義的社會道德理想的內在矛盾，在放棄了社會改造的訴求之後，順理成章地轉向完全建立在自然人性論基礎上的個人的精神自由與精神能力的發展，從而完成了新的“人學”觀的理論建設。經過這樣的梳理，就使得周作人的“人學”觀的內在發展理路及其核心內涵得到了一種新的有一定說服力的呈現。在我看來，幾位年輕學者對現代作家的基本詞語概念的溯源性的研究，是以新的研究理念作為支撐的，即是強調研究對象的獨立自主性，自覺地以其自身的獨特話語來描述他自己，而不是將其納入到某一既定的他者的話語體係中。而前述研究成果表明，這種研究方法的新的嚐試，確實有助於對研究對象新的發現，看來是具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