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19關於孫犁與趙樹理的兩篇論文，在這次評獎中受到了特別關注。這是因為人們在反省8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時，發現在強調曾經被否定、抹煞的自由主義、現代主義……文學的同時，又產生了對革命文學與工農兵文學的忽略與遮蔽。從表麵上看，這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但其內在的思路卻沒有變：依然是二元對立、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依舊是一方壓製一方的等級敘述。正是為了擺脫這樣的研究困境，近年來開始有一批年輕的研究者重新觀照革命文學、工農兵文學，並力圖以一種更為複雜的態度與方式來處理自己的研究對象。這次獲獎的楊聯芬的《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餘人”》與範家進的《為農民的寫作與農民的“拒絕”———趙樹理模式的當代境遇》，在這方麵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楊聯芬的論文從一個特殊的視角進入她的研究對象：“孫犁是主流作家中很少的能同時為藝術論者和政治功利論者接受的作家”；也正因為如此，用藝術論與政治功利論來闡釋孫犁都是既有效又無效、既有所揭示又有所遮蔽的，這正是孫犁研究難以深入的症結所在。現在研究者跳出單一的、預設的價值尺度，直麵孫犁“這一個”獨特的生命的存在、藝術的存在，就有了自己的獨特發現：“人道與革命的調和與它們事實上的難以調和，就成為孫犁一生精神焦慮的根源，也使孫犁的精神形式顯出一種獨特———一種既‘舊’且‘新’、正統與偏至共存、保守與激進兼有的充滿矛盾的獨特存在。”當然不能說“孫犁之謎”就此解開，但能夠給關注孫犁的人們以啟發則是確實的。範家進的論文則是從一個獨特的、因而不免是“奇怪”的問題進入的：自覺為農民寫作的趙樹理，他的作品在當代中國真的為農民所接受了嗎？而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更是出乎意料地揭示了當代文學中的許多重大問題，諸如“獨具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對立體製’使作家與農民之間在社會身份、經濟地位及生活方式上的隔閡和差距與日俱增，而且作家又承擔著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的教化責任之際，作家以個人身份體驗和表達鄉村生活的社會空間至少已在體製上被加以封閉”；意識形態的監控體製所培育的“批評家”以農民“代言人”的身份橫亙於作家與他傾心關注的接受對象普通農民之間……這就使得像趙樹理這樣的真誠地要創造“工農兵文學”的作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與尷尬之中。楊聯芬與範家進的研究或許還有不夠周全與充分之處，但卻顯示了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處理複雜的研究對象，追尋與揭示作家創作與所處時代政治、文化……體製與觀念之間的複雜關係等方麵的研究潛力。而這些方麵的深入開掘，將會推進現代文學22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研究的深度發展，這也是可以期待的。
在總觀這次獲獎論文時，經常感到許多文章無以歸類的困難。這種難以納入某一“普遍傾向、潮流”的現象，恰恰是顯示了研究的多元化與個性化的特點的。因此，在勉為其難地作了前述歸納以後，隻能作一些單個的介紹與點評。
鄭家建是一位有著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自覺追求的年輕學者，他以文本細讀作為研究的起點，同時又強調要把“文本主體化、生命化”，因而“力圖把對‘語言’、‘創作思維’、‘文體’這樣的內部研究與對作家心靈的解讀結合起來，走一條‘作品文本→作家心靈’的雙向對讀的研究路線”。他的獲獎論文《戲擬———〈故事新編〉的語言問題》，即是這樣的追求的研究實踐。以他的導師嚴家炎先生所說的較好的“審美直覺力與感悟力”作為基礎，他用“戲擬”概括《故事新編》語言形式的主要特征———在我看來，這是有相當解釋力的；並對“戲擬”在文本中的各種形態，作了細致的分析，又於“戲擬”所造成的語言形式的扭曲、躁動中，努力揭示其隱現的晚年魯迅某種不安、苦澀的情緒及變幻複雜的“內在心象”。王毅的《細讀穆旦〈詩八首〉》是對風行一時的脫離文本作不著邊際的發揮的疏空學風的一個自覺的反撥，也是回歸“文學本體”的努力與嚐試；在我看來，“文本細讀”應該是文學研究者的一個基本功，是最能見其功力的。而王毅的解讀，既注重《詩八首》內在結構的分析，細心地捕捉詞語的啟承，詩思的運行，又於詩人明寫暗點之處，時作點撥，揭示了隱於愛情背後的生命宇宙的追問：這樣，作者就對研究界眾說紛紜的穆旦這首代表作，作出了屬於自己獨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闡釋，也可以說是一個研究者的“發現”。而作者通過細讀引發出的對穆旦詩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東方傳統文化的討論，對學術界很有影響的“穆旦對於古代經典徹底無知”論的質疑，更是顯示了文本細讀所可能達到的深度。《廢名小說的時間與空間》的作者格非在獲獎者中間，以他的作家與學者集於一身的特殊身份而引人注目，他之得到同樣兼具作家與學者風範的唐文學研究獎，本身就是格外有意義的。而格非也確實充分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如評論者孫鬱所說，他“不僅在文本的細讀上多有內蘊，思考的方式亦多奇思”，“理論思考與感性分析運用得較為得體，對目前流行的八股化研究文體，鄭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編〉詩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