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從上海的另一位學者張新穎的自述說起吧。他在其專著《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的“後記”裏，這樣談到自己在研究中，“對既成的思路和方式的不安和疑惑”，以及從中掙脫而出的過程：“本來我的設想是：把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當成一個具有完整過程的整體，就像一個生命一樣，來描述它的發生、發展、高潮、衰落，這樣的描述能夠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提供一個相對獨立和自足的係統。如果這樣來描述和研究，一定會獲得很多研究者的首肯，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這樣來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我們不但這樣思考，也希望別人這樣思考，更嚴重的是，我們希望事物也像我們思考的那樣發生、發展，那樣有一個清晰的脈絡。可是當我真正深入到研究中去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設想隻能是一個設想而已，事物根本就沒有像設想的那樣發生、發展。在研究中我得出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學現代意識的基本看法：它不斷發生，甚少發展，王曉明：《重建統一的個人生活》，文收羅崗：《麵具之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56—257。
不成係統。在一二十年代就出現的現代意識不一定就在後來的時間裏得到繼承和發展，說不定多年以後還要重新來過；後來者的水準和高度不一定就超過先行者；它散亂地出現，不可能有一個自足的係統。”不難看出，張新穎這樣的新一代的研究者所質疑與竭力要擺脫的，正是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我們研究界占據了主導地位的曆史決定論、曆史進化論的，本質主義的文學史觀；正如張新穎們所覺悟到的那樣，按照這樣的文學史觀所描述出來的井然有序的合目的性的文學史圖景，必然是對曆史的簡化和抽象化，“複雜化的甚至充滿矛盾和悖論的文學史的原初景觀就輕而易舉地被抽象掉，整合掉了”，這實質上是一種唯意誌論的曲解。與這樣的曆史觀同時受到置疑的，是對研究者自我角色的傳統定位：長期以來，研究者都充滿了自信，以為有權對曆史事件、人物作出權威性的，甚至是終審判決性的評價，因而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曆史審判者的角色；而且我們還堅信自己能夠發現某種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因而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曆史必然性的闡釋者的角色。現在卻產生了懷疑：盡管仍不能完全避免評價，但至少對評價權威性發生了動搖，更毋庸說判決了。有的學者因此而提出了研究者的曆史敘述者的角色定位，並由此產生了文學史敘述策略的選擇：強調突出曆史事實的敘述，多側麵、多方位、多層次地展現原初景觀，不回避其中的矛盾衝突與悖論，突現曆史細節，以“直麵文學史的複雜的經驗世界，直麵原初的生存境遇”，給讀者提供盡可能廣泛和開闊的想象與評價的空間，等等。當然，對這樣的角色定位與敘述策略，也同樣存在著質疑，一切都還處在探討的過程中；但研究者自我角色的認定的變化，仍是引人注目的。
曆史決定論、進化論的本質主義的曆史觀的破除，也引發了對在現代文學史研究中曾有極大影響的借助現代性理念所建立起來的文學史觀念的質疑。
吳曉東在他的獲獎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裏，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觀念體係中一直隱含著‘傳統—現代’的二元論模式，這種二元論，建立在以‘進步’的目的論為內含的線性的時間觀念之上，從而在價值判斷上體現為新與舊的鮮明的分野。現代性的理念為曆史的理性注入了價值論張新穎：《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後記》，三聯書店，2001年，頁292—283。
吳曉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1期。
同上。
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13的依據，因此，那些無法納入革新、進步、未來範疇的事物，都可能因其保守、落後、垂死而逐漸喪失存在的合理性，最終被曆史的記憶所淡忘”，“線性的價值準則從而導致了單一的審美判斷和取向。我們很難看到那種新與舊雜陳的繁複的美感，也很難看到超越於傳統———現代之外的更具兼容性的審美視角”，由此提出的是“重建更為複雜的文學史敘事，以及重建更為複雜的中國現代審美主義的曆史脈絡”的任務和目標。這自然是有啟發性的。
思考更深入一步，就對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些“未加論證即作為前提使用的命題、概念和價值標準”提出了質疑和反思。羅崗正是在他的係列研究中不斷地提出追問：何為“文學”？何為“現代”？何為“現代文學”？如他自己所說，之所以要提出這樣一些“需要重新思考的論題”，“恰恰是因為它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根本不成其為問題，而是被當作一個自然過程的結果加以接受的”，於是，“人們有意無意地回避了‘文學’被建構起來的曆史語境，有意無意地遺忘了簇擁著‘現代文學’的各種力量，有意無意地簡化了由多種力量共同鑄就的‘文學’的複雜涵義”。這樣，“文學”（“現代文學”）就成了詞典、史書與課堂上的“一種知識，它自然而然地獲得了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卻失去了和曆史的鮮活的聯係；它理所當然地成了對諸種文學現象進行分類、規劃和評判的標準，卻失去了與現實對話的能力”。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反思起點”：“社會曆史文化是通過何種途徑將‘文學’建立起來的”，“‘文學’又是如何透過社會、曆史和文化的‘管道’生產出來的”，也就是“文學”是如何“轉化為一種變動的‘話語實踐’”，“現代文學”的觀念與體製是如何曆史地建構起來的？羅崗在他的獲獎論文《“分期”的意識形態》裏，又以《中國新文學大係（1917—1927）》的出版為個案，把追問指向關於現代文學的知識生產，即對現代文學的曆史敘述與研究，竭力揭示現代文學史敘述中的“‘時間’和‘分期’的背後”隱藏的“‘知識權力’的關係以及由這種關係帶動的製度運作”。他也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與目標：將“已經被‘自然化’的新文學曆史再次‘曆史化’”，以求“從變遷的曆史中，從吳曉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