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重新研究一切”是應該以重讀作品，重新接觸、發掘第一手史料作為起端的。這樣，學術的創新才能建立在堅實可靠的科學的基礎上。
在“重新研究一切”的自覺的同時，還有一個“自立標準”的自覺。張光芒在他的獲獎論文《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哲學建構》裏，提出應該“真正把中國現代啟蒙主義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或個體來看待”，他指出：“任何外來思潮在本質上都必然是‘他者’”；現代文學思潮的發生與發展，曾經受到外來思潮的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外來思潮如何參與到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建構之中，這確是應該認真研究的課題，但卻不能因此“從‘他者’的思想體係出發，以‘他者’的原理、範疇為評判標準，而必須回到曆史的現實性對應關係中，尋找其內在的思想理路與實質內涵”。這裏所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要。我們知道，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曾經受到所謂“撞擊—回應”模式的深刻影響，而這一模式是有著明顯的“歐洲中心論”的印記的，如何從中擺脫出來，確立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獨立自主性，是90年代學術研究的重要任務。另張光芒：《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哲學建構》，《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
一方麵，我們所說的新一代研究者，他們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曾受到西方理論與西方漢學研究的深刻影響，這從一個方麵構成了一種研究的優勢———我在與這些年輕學者的交往中，就深深感到他們在這些方麵的修養是遠勝於自己的；但這同時也可能存在著一個“陷阱”，即很容易駕輕就熟地將自己的研究強納入某個現成的西方話語體係中，成為證明某種西方時髦理論正確性的例證，從而失去研究的獨立自主性———事實上，這已經成為某些“新潮研究”的致命弱點。現在“自立標準”問題的提出，表明新一代學者對此已經有了新的自覺，這對於確立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的雙重獨立自主性，自是意義重大的。年青一代這樣的自覺意識，與前述“重新研究一切”的自覺，在我看來，都會對21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前景產生深遠影響。
（三）
以上討論的，主要是觀念與研究思路的變化。下麵，再具體地討論這次獲獎文章所顯示的研究的若幹新的特點。
首先，有好幾篇論文都把目光轉向現代文學的起點，進行溯本求源的“發生學”研究，而且處理的是兩個最關鍵的、難度也最大的問題：現代文學觀念與現代文學語言的發生與形成。這十分引人注目：它是最能顯示新一代學者的眼光、魄力與研究實力的。王風的獲獎論文《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以劉師培為個案，把對新文學的探源伸向晚清以來的中國學術發展的脈絡，以編年史的方式，描述一個有著明顯學術淵源的帶有純文學傾向的傳統文論體係，如何在晚清的背景下與西方學說發生某種契合，在某些具體學術論爭的刺激和推動下，出現了現代轉化的可能性。這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生成史的一個重要環節，現在通過作者精細的辨析和梳理得以呈現，並借此“展現晚清文化某種氣質”，也使“讀者對先驅者當日探究中國文學觀念現代化進程的艱難起步有了感同身受的體會”。這也顯示了中國學術界跳出了前述“撞解誌熙：《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獲獎評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