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作為“話語實踐”的“文學”———一個需要不斷反思的起點》，《現代中國》第二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與現實的對話關係中來重新理解新文學”。這些年關於現代文學的觀念與體製建構的研究，有學者命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製度”研究，包括作為文學製度的社會背景的“知識分化與新式教育，大眾媒介與都市文化”的研究，“文學社團與組織製度”、“文學論爭與批評製度”、“文學媒介與傳播製度”、“文學審查與評獎”、“文學的接受與反應”等諸多方麵的研究，以及對作為文學知識生產的現代文學史敘述的研究，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其出發點與研究動力也許並不盡同於羅崗，但其對現代文學研究視野的開拓與推進，卻是顯然的事實。
也有年輕學者對學術界頗有影響、幾乎是不易之論的觀點提出質疑。劉永泰在他的獲獎論文《人性的貧困和簡陋———重讀沈從文》中，就對沈從文研究中“看重人的自然屬性而輕視乃至排斥人的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的傾向，提出了批評———這樣的傾向，其實不僅存在於學術界，在90年代的創作中也是相當“時髦”的。作者從“人有豐富的規定性，人性結構是人的多種屬性的統一”
這樣一個理論基點出發，對沈從文作品中所建造的“人性神廟”及其意義作了更為複雜的分析。一方麵指出，“很多人都樂觀地認為社會的發展必然帶來人性的同步發展”———這樣的觀點直到80年代的中國，還是相當流行的；而沈從文卻看到了“發達的社會性非但沒有促進人性結構的優化，反而使人的自然屬性的正常伸展受到嚴重壓抑，整個人性結構處於扭曲變形之中”，“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其作品的價值所在。作者同時提醒人們注意：絕不能因此而將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未受文明汙染的愛情”視為“健全的人性”，因為“那是人性的諸多要素沒有充分展開前的原始的完滿，原始的豐富”，而如馬克思所說，“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作者的具體觀點可能會引起爭論，但如我在給羅崗的“獲獎評語”中所說，“這正是其價值所在：它打破了囿於既有‘結論’，在使其精細化或重新組裝上‘大做文章’的學術研究的平庸狀態”，“這樣一種‘重新研究一切’的膽識，‘發現並提出問題’的眼光與能力，顯示了年青一代學者可貴的學術銳氣，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羅崗：《“分期”的意識形態———再論現代“文學”的確立與〈中國新文學大係（1917—1927）〉的出版》，《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卷2期，2001年3月。
參看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製度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劉永泰：《人性的貧困和簡陋———重讀沈從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2期。
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15我在前述評語中，緊接著還說了這樣一段話：“而作者又沒有陷入空泛議論或故作翻案文章，而是對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史現象進行精細的個案分析，……還原到特定的曆史語境中進行考察，從而把自己的‘置疑’放在‘理解’的基礎上；這樣，作者提出的問題就能夠真正成為‘學術問題’，而不是媚俗的炒作。這是更為難能可貴並應予以提倡的。”這裏所提出的學術研究的新起點，必須是“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是“學術問題”而不是“非學術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說，我們所說的“重新研究一切”，其內含的是在紮紮實實的知識基礎上而生發出來的懷疑精神，是對中國文學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嚴肅思考、研究與反省的科學態度；在具體操作中，它又是以大量的原始史料的重新發掘與審視為基礎的。我注意到新一代的研究者在回述自己的研究曆程時，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在圖書館裏孤苦讀書，埋頭於舊報刊的灰塵裏的情景，這對於我，正是十分熟悉的：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教導與要求我們的，唐先生、王瑤先生……都是一再強調要多讀舊期刊，這樣才能真正進入曆史情境中去。這可以說是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好的經驗與傳統：學術視野的新開拓必然帶來史料的新發掘、新審視，而學術的新突破又必然是以翔實的史料作為依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