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上次您去北大做過一次相關講座，我去聽了，其中您談到了民間思想史的研究。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吧，為什麼從文學史的研究轉向思想史的我們所走過的道路205研究？
錢：這個說起來也很自然，和我們這一代人有關係。我們這一代人對文學的關注和對思想的關注是聯係在一起的。而且從現代文學的發展來說，我一直有一個判斷，現代文學這個學科和現實是比較密切的，從整體上看，它的認識價值要高於審美價值，當然它最優秀的作家，比如魯迅，這兩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非要從純文學純審美的角度來研究現代文學，它的範圍很狹窄，可以研究的東西實際上不多。前一段時間的研究大家比較關注審美價值，所以總是集中在幾個少數的作家身上，如沈從文啊，張愛玲啊，不多的那麼幾個人。
現代文學實際上是“為人生”的文學，我們這一代人更關注現代文學曆史、思想的價值。從這個程度上說，“現代文學三十年”是一個束縛，很多情況在三十年的範圍內是說不清楚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實際上走出了三十年的框架，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知識結構、研究興趣來進行了調整，這是一個趨勢。但是即使這樣，也並不意味著他和這一段文學就能沒有關係了，他的眼光可能還是“現代”的眼光。
比如趙園，她後來研究晚明去了，但是她對明代的研究很明顯帶有現代的眼光。
楊：是站在“現代”看“明代”。
錢：對，和那些本來就搞古代文學研究的，從先秦望後看明代的研究者就會有些差別。當然這個差異是各有各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文學專業有很大的優勢，發展的空間很大，所以我搞思想史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和現代文學研究緊密相關的。我就對我的學生說過，你搞現代文學研究，不要死守著一小塊地方，要發現線索，深深地挖下去。
楊：那您現在研究的視角、重心與您在80年代的研究（比如周作人研究、魯迅研究等等）有什麼變化或者說差異？在我看來，80年代是一個強調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則更強調特殊性。你覺得這是不是與我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曆史有關，比如在80年代“現代化”是不需要懷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現代化”成了一個被懷疑的對象。後來洪子誠寫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對“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進行了完全不同於80年代的定位，您怎麼看這些問題？
錢：不同時代實際上會提出不同的問題，研究也會隨著現實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問題意識是不一樣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問題，90年代有90年代的問題。
其實現在學界回避了一個問題，就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有兩個重要的事件影響到我們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方向，一個是“文革”，“文革”的曆史和記憶導致了80年代的學術麵向，另外一個是“八九”，它直接影響了90年代的學術麵貌。就我個人來說，就是從文學史研究轉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其實後來的“回到學院”，“回到書齋”，都是這個影響的結果，是不同的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
90年代以後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引起我們的關注，使我們來重新認識改革開放的結果，現代化並沒有帶來我們期望的結果，於是，我們的革命記憶重新被激發了，所以“十七年”文學重新受到關注，洪子誠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為什麼產生那麼大的影響，跟社會現實的變化有關係。80年代為了從“文革”中掙脫出來，對此前的曆史采取的是全盤否定、割斷的態度，我當時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沒有說，我後來反思，主要是因為人的記憶受到時代集體記憶模式的影響太大，擺脫不了，所以當時我們的記憶都是偏向於“文革”的陰暗麵。這些到了90年代以後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間，麵對“文革”（文學），“十七年”（文學），我們的態度更複雜了，所以我稱洪子誠的文學史為“猶豫不決”的文學史。
楊：那您現在對整個現代文學研究有沒有新的想法？吳福輝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說：“新一輪的書寫文學史開始了”，很多學者也開始參與相關討論，您的看法呢？
錢：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重寫文學史時機不成熟，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到了可以書寫新的文學史的時候了。什麼原因呢？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還在猶豫不決。重寫必須提出新的敘述框架和方法，現在還沒有找到。坦白說我對這些討論不是太感興趣，現在這樣的討論太多，沒有具體實踐，我覺得應該把精力放在更多的具體的個案的研究上。另外，修修補補是沒有用的，必須有全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