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中的一位學者薛毅這樣談到了自己在尋路過程中的“思考、困惑和矛盾”：“我在探尋我以前所信奉的一切的真理性，我在懷疑和拷問它們。但我並不願意棄絕它們，而希望能夠留下一些東西來。換言之，我既願意做價值的批判者，又願意做價值的守護人。這雙重角色很沉重，有時不免相衝突，不免要去調和二者的緊張關係，不免無法真正調和，不免要重新思考那已經寫下的文字。最嚴重的時刻能使我‘失語’，進入一種‘無詞的言語’式的困境”，但也就是在對這樣的困境的直麵與掙脫中找到了自己“以後研究的新起點”。薛毅：《無詞的言語·後記》，學林出版社，1996年，頁256。
我不知道薛毅的自白在他的同代人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從中讀出的幾點意思卻是我感興趣的：作為90年代的學人，首先要處理的是與前代學人，也就是老師輩的學者，以及80年代的中國學術之間的關係，即繼承、堅守什麼，怎樣繼承與堅守；批判與揚棄什麼，怎樣批判與揚棄。而更為複雜的是，批判與堅守，有時是“不免相衝突”，而且“不免要去調和”卻又發現“不免無法真正調和”。這樣，對前人與前代學術的批判與質疑，最後都轉化為對自我的批判與質疑，並不能不經常陷入“失語”的狀態，即使勉力表達，卻不能避免艱澀與纏繞：表達的困境背後是思考的困境、學術的困境與生存的困境。這樣，就在90年代空前艱難與空前複雜而豐富的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環境中，孕育出了這樣的滲透了懷疑主義精神的學者———當然不能以此來概括這一代中的所有的人，但在我所接觸的許多嚴肅思考與追求的年輕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這樣的精神氣質，大概還是真實的。記得當年汪暉在評論我的《心靈的探尋》時，曾經說過：“盡管他一再地談及‘20世紀’，但從本質上說，他距離薩特、加繆、卡夫卡還相當遙遠，倒是和19世紀俄羅斯文學有更多的關係”，我自己，或許還有我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是無法擺脫骨子裏的理想主義以及與此相應的啟蒙主義立場的；這或許正是在薩特、加繆、卡夫卡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試圖質疑、擺脫，而又希望有所繼承、堅守的東西———他們對薩特、加繆、卡夫卡也有所質疑。
這就有了這次獲獎者之一的羅崗對他的導師王曉明的這番話：“你們這些人有理想，有確信，可我們覺得那些確信有問題，我們沒法和你們一樣堅守它們。我們想要有更經得起批判的立場，可這很難。……”而且又有了王曉明對他的學生的困惑的解讀：“進入80年代以後，他們相當迅速地接受了從域外傳來的新的理論，這些理論非常犀利，足以幫助他們‘解構’昔日和當下的許多思想錯覺，但同時，他們在80年代建立起來並據以整理———有時甚至是壓製———自己的生活感覺的一些理智的信念，例如‘啟蒙’、‘知識分子’，等等，也隨之受到了質疑。他們並不放棄這些信念，但似乎也很難像十年前那樣無條件地信奉它們。他們努力想重建比‘啟蒙’更可靠的思想立足點，但當用福柯式的眼光細細搜尋以後，他們卻不無沮喪地發現，除了一個抽象的‘批判’的立場，除了從這個立場出發，借用合適的理論來搭建一些臨時性的論述基點，就無法再有更確定也更穩固的思想立場了”，由此而開始的將是一個至今也沒有完成的信念、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11價值重建的追尋過程。其實，這也是我們這一代所麵臨的問題。就我個人而言，在90年代，也經曆了對80年代的理想主義、啟蒙主義的質疑，以及質疑後的堅守，形成了一個“在質疑中堅守，在堅守中質疑”的複雜而充滿矛盾的立場。但從主導方麵來說，恐怕仍然是沿著80年代的慣性一路走下來，隻是沒有了當初的自信與一往直前，而是多所懷疑與猶豫；而且因為自知已無大變動的精力與時間，麵對矛盾，也就將其懸置起來，無力也就不想去解決與克服了。年青一代則不同，他們前麵的日子還很長，許多矛盾是無法回避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困惑與痛苦，是比我們更為深重與深刻的。這一點，是我們考察這一代學人所必須注意並給予理解的同情的。
（二）
以上的討論，或許有些空泛；還是回到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專業範圍內，作更為具體的考察吧。要討論的問題是：這些年輕的學者在尋找自己的新的學術支點時，是從質疑既定的研究觀念與模式開始的，那麼，他們究竟質疑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