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那現行的體製是不是也限製了我們的文學史書寫？
錢：我認為體製是一個問題，肯定有影響，但是也不能誇大它的作用，比如曆史上很多很偉大的著作都是在很壞的體製下寫出來的，比如司馬遷的《史記》。所以不能完全歸結於外在的原因。最多你寫出來不發表，藏之名山，現在社會已經進步到一定程度了，還是很有利於研究的。主要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太浮躁。我覺得還是要做具體的細致的研究。
就我個人而言，本來是想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繼續研究下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後反思80年代，覺得過於空疏，所以就放棄了。但是興趣還一直在現代，尤其是40年代，因為我覺得40年代是一個很重要很複雜的時期，當然在研究方法上，又開始強調史料的重要性了，後來的成果就是《1948：天地玄黃》那本書。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覺得現代文學要被經典化，最終會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我寫過一本插圖本文學史，是從古代一直到80年代末，才20萬字，這是另外一種文學史。現代文學要回到中國文學中去。
楊：這將會是一種遺憾，很多的曆史都被刪減了。
錢：但這是一種必然，三十年時間太短，不會占有太多篇幅。
楊：是的，以前王曉明也講過這個問題，我覺得現代曆史將會在中國的曆史書寫中變得越來越曖昧和尷尬，比如這次奧運會的開幕式。可能這也是現代文學和現代曆史的命運吧。
2008年9月28日楊慶祥整理20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在唐青年文學研究獎頒獎會上的講話我們今天在這裏紀念唐先生誕生九十周年，同時舉行唐青年文學研究獎頒獎儀式，是很有意義的。在我看來，設立唐青年文學研究獎，是能夠體現唐先生的一個基本精神的：他始終對青年給予極大的關懷和愛護；這可能有魯迅傳統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顯示了現代文學的某種特質的。我自己也是親身感受到唐先生對年青一代的關愛與扶植的，盡管我認識唐先生時，已經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青年”。而尤其使我至今難忘的是，我與唐先生僅有的一次通信中，曾有過的關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的討論。問題是由我給同代的學友楊義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卷所寫的書評中的一段議論引起的；我在作出“在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上，我們是承上啟下的一代”的論斷以後，又作了這樣的發揮：“（我們）每邁一步，都強烈地感受到與時代、學科發展不相適應的舊的觀念、思維定式、研究方法、知識結構，以至語言習慣，對我們的束縛。於是，我們隻能一麵掙紮，一麵前進。我們不斷地反省自己，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形象，經常處於‘今是而昨非’的感慨與惶惑之中。我們十分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就如魯迅所說，‘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石一木，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和範本’。現代文學研究的真正突破，將不是由我們，而是另一代（很可能是好幾代人）手中實現———他們處在另外的曆史條件下，理應有比我們這一代更合理、更健全的觀念、思維方式、知識結構與研究方法”。唐錢理群：《同代人的觀察和理解———評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卷》，《世紀末的沉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13—114。
新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209先生看了這篇文章以後，即給我寫信，批評我在文章中所流露的“感傷”情緒，在他看來，各代人都有自己可幹的事，他相信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大有可為的。
讀了唐先生的信，我自是十分感動；記不得有沒有寫回信，但先生的鼓勵與期待卻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上了。為了準備今天的發言，昨晚我又重讀了當年的文章與唐先生的來信，頗有幾分感慨。首先注意的是一個事實：文章中所期待的“另一代”學人今天已經出現了，而且恰恰是我們這次評獎的對象，獲獎者就是他們的代表。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說十多年前寫的文章裏，多少有些進化論的痕跡；今天我們就可以以一種更開放、自然的心態來討論各代人的關係：前一代人當然不是不可逾越，後一代人也不是注定超過前人；各代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並因此獲得不可替代的價值。由此而產生了討論的興趣：現代文學研究界所出現的新一代學人，是怎樣“找到自己”：形成自己的特點，獲得自己的價值的？
（一）
我們這裏所說的“新一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指這次評獎的對象：40歲以下的青年學者。從成長的背景來看，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進入大學，在80年代末經曆了精神上的巨大震撼，以至危機以後，在90年代逐漸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與思想、學術的支點，而終於陸續發出了自己的日趨有力的聲音的一代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