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時我總的看法是他的反共意識太強，而且我不認為他的整個框架和思路有什麼新的東西。司馬長風的藝術感覺非常好，這對我有影響，我對周作人的研究就受到了他的影響。當時我們接觸到的海外學者主要就是他們兩個，他們的著作都是個人著述，而當時我們都是教科書，好像是吹來了一股新鮮之風，這也是一種影響。
楊：對，我也覺得夏誌清的整個框架和思路並沒有什麼創新，他主要就是用新批評的方法來解讀了一些作家，記得當時很多人都批評了夏誌清的著作，包括嚴家炎等人。對了，您為什麼選擇周作人研究？
錢：其實我研究周作人最開始的想法是為了擺脫舊有的魯迅研究模式。我的學術研究（主要是業餘研究）比陳平原、黃子平要早，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受到五六十年代的學術思潮的影響比較大，比如對魯迅的認識就受到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的魯迅觀的影響，當時就想從這個裏麵擺脫出來。如果我繼續研究魯迅就跳不出來，所以我想換一個角度，最佳人選就是周作人了，因為周作人和魯迅關係不一般，但是後來讀了周作人以後想法就有了改變。
我在文章中說過，我受到兩個傳統的影響，一個是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啟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另外一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影響，80年代我的主要任務是要擺脫革命思想對我的消極影響和束縛，以便走出“文革”的專製主義的陰影。那麼周作人對我來說是一個中介，幫我打開了另外一個視我們所走過的道路199野，或者說喚起了我內心深處，從少年時代就有了的（這又和我的家庭背景有關）對民主、自由、博愛、人道主義的向往，這就必然向西方和五四啟蒙思潮傾斜。
我當初的畢業論文準備了兩個題目：一個寫魯迅的思維方式、心理結構、藝術世界，類似於我後來寫《心靈的探尋》那種寫法，試圖用全新的角度來研究魯迅。另一個就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發展道路的比較。王瑤先生聽了我的彙報以後說，你的第一個題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還沒有想清楚，短時間內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急於寫成論文，會有很多漏洞，答辯時很可能通不過，反而糟蹋了這個題目，不如存放起來，多醞釀幾年以後再做。於是就定了做“魯迅和周作人發展道路的比較”這個題目，然後他就告訴我做這個題目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他當時說了這麼幾點：第一是學術論證上的困難。王瑤打了一個比方，他說做這個題目你得有兩個包裹，一個包裹是魯迅，一個包裹是周作人，兩個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別搞清楚還不行，你得把他們兩人連起來，因為你是比較研究，難點就在這裏。第二，你得注意，講周作人是有很大風險的。在周作人是漢奸這個問題上，你必須態度鮮明，要有民族立場，不能回避民族感情問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含糊其辭，整個論文就站不住了。一定會有很多人提出種種責難，你要做好準備，在答辯時舌戰群儒。因此，你所講的有關周作人的每一句話都必須有根據，有大量材料來支撐你的每一個論斷。後來我那篇論文注釋的篇幅幾乎與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話背後都有一條注釋，越是敏感的問題就越要講究有理有據。
王先生還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文章有兩種寫法，一種是“編織毛衣”式的，隻是平列的鋪排：一點，兩點，三點；一方麵，又一方麵，再一方麵。很有條理，很全麵，但看不出觀點之間的內在聯係，整篇章是散的。另一種是“留聲機”式的，有一根針，一個核心，一個“綱”，所有的觀點都圍繞它轉，這就是所謂“綱舉目張”，所謂“提綱挈領”。寫論文最難也是最要下工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夠把整篇文章拎起來的東西。用什麼東西能把魯迅和周作人拎在一起呢？
後來我想起列寧關於“亞洲的覺醒”這一命題，他認為20世紀將是一個亞洲覺醒的時代，我覺得這個命題可以來解釋魯迅和周作人的“啟蒙主義”、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而且這個“啟蒙主義”又不同於西方文藝複興時候的“啟蒙主義”。“亞洲的覺醒”使我感覺到中國20世紀的文學，包括“五四”文學革命，不20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是一般的文藝複興運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啟蒙主義，魯迅是這個覺醒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後來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裏麵提到“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就是從這裏來的。它不僅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同時也是關注下層人民的文學，所謂三大發現：“婦女的發現，兒童的發現，農民的發現”———總之是人的發現。
後來魯迅走向左翼，更關心工農，是這樣一個“覺醒”的自然發展。在我看來，周作人後來成為漢奸是背叛了“啟蒙主義”，背叛了這種“覺醒”，他把“五四”局限在少數幾個人之中，有貴族化的傾向。
楊：這個概念非常好，今天看來仍然有意義，日本的學者竹內好就曾經討論“作為方法的亞洲”，和“亞洲的覺醒”這個命題可以互補。您這個論文後來出版了嗎？
錢：收到了《周作人論》裏麵。後來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這個“亞洲的覺醒”有一定關係。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實際還是從我接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這一知識背景出發的，更擴大了說，是和我在《精神自傳》裏談到的“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的思想經曆相關的。但應該承認，在1985年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當然也不會強調這樣的知識背景，這又和我前麵提到的當時急於從革命意識形態束縛中擺脫出來，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啟蒙主義這樣一個思想狀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