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當時黃子平、陳平原兩位同意您的看法嗎？就是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解為啟蒙主義或者是“亞洲的覺醒”？
錢：每個人的知識背景不一樣，但是就打通近現當代的分割，擺脫文學史作為政治史的附庸地位，從文學本身出發這兩個大的方麵來說，大家是一致的。
但每個人的理解肯定不一樣，他們未必就會理解我的這些想法。當然話又說回來，這其中也有很多問題，比如所謂“走向世界”的問題，當時就是你剛才說的，有一個西方思潮（楊：1985年左右的“文化熱”），陳、黃跟這個跟得比較緊，比較熟悉，但是我當時年齡比較大，學外語很吃力，我當時想與其花這麼多時間精力學外語，半懂不懂的，不如幹脆放棄，而且我對西方理論本身也不大感興趣，因我們所走過的道路201為我是更重視經驗、體驗，除了對馬克思理論有一點了解以外，其他的理論都不太了解。我當時的想法是把現代文學搞透，死守這一塊。所以你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裏麵談到現代文學時我話最多，我也最感興趣（楊：黃子平就喜歡談當代，比如“尋根文學”）。這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局限，既不熟悉古代，又不熟悉外國，所以當時對於“走向世界”是一個很朦朧的感覺，對“世界”的認識很模糊。
楊：就是說隻是受到了一個思潮的影響，覺得應該走向世界，但世界是什麼，世界文學的代表是什麼都不清楚。
錢：對，我沒有想太多，他們兩個可能思考得更多些，有一個互補。
楊：但我感覺他們兩個也沒有往下挖。
錢：所以當時報告要我來做，我堅持不肯，因為我怕我一講就要露餡。因為很多東西都沒有讀過。
楊：當代文學您也不讀嗎？“尋根文學”您讀了嗎？
錢：我隻讀到1985年為止，再往下我就不讀了。所以按理說應該我發言，因為我年齡最大，但是因為考慮到這些我就推辭了。當時我對自己也有一個定位，就是一個“中間物”，他們年青，所以最後讓陳平原作報告。但文章不是陳平原寫的，而是黃子平寫的，什麼原因呢？
我們意識到了文章發表後肯定要闖禍的，所以文章必須要寫得比較“圓”，比較“巧”。首先我就不行，我的文字太直，我們中間最會寫文章的人是黃子平，他的文字比較活，能把一個問題說得雲裏霧裏的，所以就讓他寫了。
楊：對了，我還想知道當時文章發表後，王瑤、嚴家炎等人的反應是什麼？
錢：其實我自己當時也是有一點猶豫的，有點膽怯。當時覺得這麼做有點20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玄。因為這隻是一種感覺，並沒有做深入的研究，我當時想三個人討論討論可以，發文章出來就有點玄，但他們兩個年輕氣盛，如果沒有他們兩個，這文章不會發表出來的。嚴家炎老師後來婉轉地批評了我們，他覺得我們還沒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就提出這麼宏大的概念，不妥，因為嚴老師是很嚴謹的。
當然這和我對文學研究的方法的思考有關，是不是每一句話每個字都要有來曆，否則就不能說？我對此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史料是不可能窮盡的，必須依靠一定的推理和想象，人文科學能不能有假設呢？我覺得是要分情況，第一步，掌握相當的材料後作出一個判斷，這個判斷最初隻能是一個假設。第二步再去看材料，假設和材料會形成三種關係，一是材料推翻你的假設，那就放棄假設，二是證實你的假設，那就好了，但這兩種情況都比較少，更多的是這種情況：一部分材料證實你的假設，一部分推翻你的假設，所以你需要的是調整你的假設，那麼這種研究就是比較合理的，我把這種研究稱之為“浪漫主義的研究”。另外一種就是材料的爬行，我稱之為“爬行現實主義”研究。這後一種說法就得罪了很多人。我的這種研究方法受到了兩個人的影響，一個是林庚，他提出過“盛唐氣象”，他的這種概括實際上排斥了很多現象，可能是不科學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這個概念了。還有一個就是李澤厚的《美的曆程》，他也是一種“概括式”的，我們當時非常喜歡。我覺得“概括”
不可能包括所有的問題、現象，但隻要把主要的東西概括進去了，這就是可以成立的。
我們的這種方式，實際上和嚴家炎他們是有矛盾的，他是嚴格的“乾嘉學派”。我們的這種概括漏洞很多，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做概括，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假設。我們提出的許多具體概括，就更是假設。這種假設有可能被後來的研究推翻，也有可能會留下來。比如我們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美感特征是“悲涼”，我們覺得魯迅可以用“悲涼”來概括，而魯迅是現代文學的主導性的代表形象。這在當時是引起最大爭議的，如果說20世紀文學都是“悲涼”，肯定有問題，但是如果說是一個主導的、主要的特征、範疇，應該是成立的。做宏觀研究，整體概括的時候是避免不了這種矛盾的。當然，話說回來，後來宏觀研究成了一個潮流，一種浮泛之風，也不好，潮流的倡導者總是落入“播下龍種，收獲跳蚤”的命運，所以到了90年代以後我又不主張做“宏觀概括”了，我也不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