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的編著有了四十多年的曆史，但是我們的文學史的研究實在還在童年。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許多學科做根據，主要的是史學，廣義的史學。這許多學科，就說史學罷，也隻在近三十年來才有了新的發展，別的社會科學更隻算剛起頭兒。這樣，我們對文學史就不能存著奢望。不過這二十多年來的文學史，的確有了顯著的進步。早期的中國文學史大概不免直接間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為樣本，後來是自行編纂了，可是還不免早期的影響。這些文學史大概包羅經史子集直到小說戲曲八股文，像具體而微的百科全書，缺少的是“見”，是“識”，是史觀。敘述的綱領是時序，是文體，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貫之”。這二十多年來，從胡適之先生的著作開始，我們有了幾部有獨見的中國文學史。胡先生的《白話文學史》上卷著眼在白話正宗的“活文學”上，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著眼在“時代與民眾”以及外來的文學的影響上。這是一方麵的進展。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著眼在各時代的文學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學以外的種種影響。這是又一方麵的發展。這兩方麵的發展相輔相成，將來是要合而為一的。
林靜希先生（庚）這部《中國文學史》也著眼在主潮的起伏上。他將文學的發展看作是有生機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然而文學不止一生，中國文學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藝曙光》這一章結束了全書。他在《關於寫〈中國文學史〉》一篇短文裏說他的“書寫到‘五四’以前，也正是計劃著，若將來能有機會寫一部新文學史的時候，可以連續下去”。這部新文學史該是從童年的再來開始。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教我們警覺，去摸索光明。
照那篇文裏說的，他計劃寫這部文學史，遠在十二年以前，那時他想著“思想的形式與人生的情緒”是“時代的特征”，也就是主潮。這與他的生機觀都反映著“五四”那時代。他說“熱心於社會改造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文藝就是有助於理想社會的文藝，但愛好文藝的人們，卻正以為那理想的社會，必然的是須接近於文藝的社會”。他“相信，那能產生優秀文藝的時代，才是真正偉大的”，因此“隻要求那能產生偉大文藝的社會”。明白了著者的這種態度，才能了解他的這部《中國文學史》。
著者有“溝通新舊文學的願望”。他說“這原來正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所以這部書寫的時候，隨時都希望能說明一些文壇上普遍的問題，因為普遍的問題自然就與新文學特殊的問題有關”。這確是“文學史應有的任務”，在當前這時代更其如此；著者見到了這一層，值得欽佩。書中提出的普遍的問題，最重要的似乎是規律與自由，模仿與創造——是前兩種趨勢的消長和後兩種趨勢的消長。著者有一封來信，申說他書中的意見。他認為“形式化”或“公式化”也就是“正統化”，是衰老和腐化的現象。因此他反對模仿，模仿傳統固然不好，模仿外國也不好。在上麵提到的那篇文裏他說：“我們應當與世界上尋覓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於探尋的行列中；我們不應當在人家還正在未可知的摸索著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模仿了。”信裏說他要求解放，但是隻靠外來的刺激引起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得自己覺醒，用極大的努力“喚起一種真正的創造精神”，而“創造之最高標幟”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