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認為《詩經》代表寫實的“生活的藝術”，所歌詠的是一種“家的感覺”，後來變為儒家思想，卻形成了一種束縛或規律。《楚辭》代表“相反的浪漫的創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種異鄉情調和驚異”，也就是“一種解放的象征”。這兩種勢力在曆代文壇上是此消彼長的。這裏推翻了傳統的《詩》、《騷》一貫論，否認《騷》出於《詩》。《騷》和《詩》的確是各自獨立的，這是中國詩的兩大源頭。但是得在《詩經》後麵加上樂府，樂府和《詩經》在精神上其實是相承的。書中特別強調屈原的悲哀，個人的悲哀；著者認為這種悲哀的覺醒是劃時代的。這種悲哀，古人也很重視，班固稱為“聖人失誌”，確是劃時代的。是從屈原起，才開始了我們的自覺的詩的時代。著者在那信裏認為中國是“詩的國度”，故事是不發展的：“《楚辭》的少年精神直貫唐詩”，可是少年終於變成中年，文壇從此就衰歇了。唐代確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分水嶺，特別是安史之亂。從此民間文學捎帶著南朝以來深入民間的印度影響，抬起了頭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學裏。替代衰弱的詩的時代的是散文時代，戲劇和小說的時代；故事受了外來的影響在長足的進展著。著者是詩人，所以不免一方麵特別看重文學，一方麵更特別看重詩；但是他的書是一貫的。
著者用詩人的銳眼看中國文學史，在許多節目上也有了新的發現，獨到之見不少。這點點滴滴大足以啟發研究文學史的人們，他們從這裏出發也許可以解答些老問題，找到些新事實，找到些失掉的連環。著者更用詩人的筆寫他的書，雖然也敘述史實，可是發揮的地方更多；他給每章一個新穎的題目，暗示問題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時是一篇獨立的論文，並且要引人入勝。他寫的是史，同時要是文學；要是著作也是創作。這在一般讀者就也津津有味，不至於覺得幹燥，瑣碎，不能終篇了。這在普及中國文學史上是會見出功效來的，我相信。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