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十年前，馮友蘭先生提出“釋古”作為我們研究古代文化的態度。他說的“釋古”，是對向來的“尊古”“信古”和近代的“疑古”而言，教我們不要一味的盲信，也不要一味的猜疑，教我們客觀的解釋古代。但這是現代人在解釋，無論怎樣客觀，總不能脫離現代人的立場。即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分期，就根據了種種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而不像從前的學者隻是就哲學談哲學，就文化談文化。這就是現代人的一種立場。現代知識的發展，讓我們知道文化是和政治經濟社會分不開的，若將文化孤立起來討論，那就不能認清它的麵目。但是隻求認清文化的麵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會作用，隻以解釋為滿足，而不去批判它對人民的價值，這還隻是知識階級的立場，不是人民的立場。
有些人看到了這一點，努力的試驗著轉換立場來認識古代，評價古代。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戰就是這樣開始的。這大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是這個試驗並不容易，先得對古代的紀錄有一番辨析和整理工夫，然後下手，才能有些把握，才不至於曲解，不至於公式化。而對人民的立場，也得多少經過些實際生活的體驗，才能把握得住；若是隻憑空想，也隻是公式化。所以從迷信古代，懷疑古代到批判古代，中間是得有解釋古代這一步工作才成。這一步工作，讓我們熟悉古代文化，一點一滴的將它安排在整個社會裏來看。我們現在知道若是一下子就企圖將整個古代文化放在整個社會機構裏來看，那是不免於生吞活剝的。
說到立場，有人也許疑心是主觀的偏見而不是客觀的態度，至少也會妨礙客觀的態度。其實並不這樣。我們討論現實，討論曆史，總有一個立場，不過往往是不自覺的。立場大概可別為傳統的和現代的；或此或彼，總得取一個立場，才有話可說。就是聽人家說話，讀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總有一個立場。立場其實就是生活的態度；誰生活著總有一個對於生活的態度，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對古代文化的客觀態度，也就是要設身處地理解古人的立場，體會古人的生活態度。盲信古代是將自己一代的願望投影在古代，這是傳統的立場。猜疑古代是將自己一代的經驗投影在古代，這倒是現代的立場。但是這兩者都不免強古人就我，將自己的生活態度，當作古人的生活態度，都不免主觀的偏見。客觀的解釋古代，的確是進了一步。理解了古代的生活態度，這才能親切的做那批判的工作。
中國社會史論戰結束的時候，郭沫若先生寫成了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轉換立場來研究中國古代的第一部係統的著作，不但“博得了很多的讀者”，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抗戰以來的許多新史學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這部書的啟示。
但是郭先生在《十批判書》裏，首先就批判這部書，批判他自己。他說：
我首先要譴責自己。我在一九三○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一本書，雖然博得了很多的讀者，實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有的朋友還沿用著我的錯誤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錯誤的判斷，因此關於古代的麵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
我們相信這是他的誠實的自白。
但是他又說：
關於秦以前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我前後費了將近十五年的工夫，現在是能達到了能夠作自我批判的時候，也就是說能夠作出比較可以安心的序說的時候。
我們也相信這是他的誠實的自白。在《後記》裏又說：
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我徹底剿翻了。考古學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範圍內，我都作了盡我可能的準備和耕耘。
有了上段說的“將近十五年的工夫”和這兒說的“準備和耕耘”，才能寫下這一部《十批判書》。
最重要的，自然還是他的態度。《後記》裏也說得明白：
批評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斷獄一樣，須得十分周詳，然後才不致冤曲。法官是依據法律來判決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據道理。道理是什麼呢？便是以人民為本位的這種思想，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我之所以比較推崇孔子和孟軻，也因為他們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較富於人民本位的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