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人民本位”的思想，加上郭先生的工夫，再加上給了他“精神上的啟蒙”的辯證唯物論，就是這一部《十批判書》之所以成為這一部《十批判書》。
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對於古代文化的新解釋和新評價，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獨見。這些解釋和評價的新處，《後記》中都已指出。郭先生所再三致意的有兩件事：一是他說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不是新意義的封建社會。二是他說“在公家腐敗，私門前進的時代，孔子是扶助私門而墨子是袒護公家的”。他“所見到的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為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段中的前驅者”，而墨子“純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場的人”。這兩層新史學家都持著相反的意見，郭先生讚同新史學家的立場或態度，卻遺憾在這兩點上彼此不能相同。我們對於兩造是非很不容易判定。但是仔細讀了郭先生的引證和解釋，覺得他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在後一件上，他似乎是恢複了孔子的傳統地位。但這是經過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重新估定的，孔子的價值，跟從前的盲信不能相提並論。
聯帶著周代是奴隸社會的意見，郭先生並且恢複了傳統的井田製。他說“施行井田的用意”，“一是作為榨取奴隸勞力的工作單位，另一是作為賞賜奴隸管理者的報酬單位”。他說：
井田製的破壞，是由於私田的產生，而私田的產生，則由於奴隸的剩餘勞動之盡量榨取。這項勞動便是在井田製的母胎中破壞了井田製的原動力！這裏用著辯證唯物論，但我們不覺得是公式化。
他以為《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三個字“確是新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因為在這時才正式的承認了土地的私有”。
“這的確是井田製的死刑宣布，繼起的莊園製的湯餅會。”
傳統之所以為傳統，有如海格爾所說“凡存在的總是有道理的”。我們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一味的破壞傳統是不公道的。郭先生在新的立場上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雖然他所依據的是新的道理，但是傳統的繼續存在，卻多少能夠幫助他的批判，讓人們起信。因為人們原就信慣了這些傳統，現在意義雖然變了，信起來總比較嶄新的理論容易些。郭先生不但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還闡明了一些，找補了一些。前者如“呂不韋與秦王政”，闡明“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上同政見上，完全是立於兩絕端”。“呂不韋是代表著新興階層的進步觀念，而企圖把社會的發展往前推進一步的人，秦始皇則相反，他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而要把社會扭轉。”這裏雖然給予了新評價，但秦始皇的暴君身分和他對呂不韋找衝突，是傳統裏有的。
後者如儒家八派，稷下黃老學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傳統裏已經失掉的一些連環，郭先生將它們找補起來，讓我們認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實的根據。特別是稷下黃老學派，他是無意中在《管子》書裏發現了宋钅開、尹文的遺著，因而“此重要學派重見天日，上承孔、墨，旁逮孟、莊，下及荀、韓，均可得其聯鎖”。他又“從《墨經》上下篇看出了墨家辯者有兩派的不同”：“上篇盈堅白，別同異”，“下篇離堅白，合同異”。“這個發現在《莊子》以後是為前人所從未道過的”。對於名家辯者的一些“觀念遊戲”或“詭辭”，他認為必然有它們的社會屬性。如惠施的“山淵平，天地比”，“是曉示人民無須與王長者爭衡”，高低原隻是相對的。又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可以演繹為“暴人非人”，那麼殺暴人非殺人，暴政就有了借口。
郭先生的學力，給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實的根據，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戰生活，使他親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場。他說“現在還沒有達到可以下結論的時候，自然有時也不免要用辯論的筆調”。他的辯論的筆調，給讀者啟示不少。
他“要寫得容易懂”，他寫得確是比較容易懂；特別是加上那帶著他的私人情感的《後記》，讓人們更容易懂。我推薦給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們，請他們都讀一讀這一部《十批判書》。
《大公報》，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