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黎先生所解釋的喻義，卻大抵隻據人情，未加考證，難以征信。他自己說：“所比的東西和所用的詞在古代是常俗所曉，到後來卻漸漸地晦塞了”（四十二麵），可見沒有考證的工夫是不行的。但如書中說“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雲：“這不但不相似，而且相反了：斧析薪是劈開，人說媒是合攏。隻有‘克’‘得’兩字比上了。”又舉類似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說是“牽強不切的比喻”（均六十九麵）。但是詩人多以薪喻婚姻，黎先生所舉兩例之外，還有《漢廣》的“翹翹錯薪”，《綢繆》的“綢繆束薪”，《車》的“析其柞薪”，都是的。這當與古代民俗有關，尚待考證；用“牽強不切”四字一筆抹殺，是不公道的。不過本書提出廣說比義和切說比義兩原則，舉例詳論，便已觸著語言文字的傳達作用一問題，這就是新路了。書中論《詩經》興義也頗詳細。所引諸家說都很重要，參考甚有用。但所說“興”的三義（七十四麵），還和朱熹差不多，是不能結束舊公案（參看八十四麵）的。
所以本書隻能當作不完備的材料書用。可是在這方麵也還有些缺點，如引比興舊說，有呂祖謙一條（七十九至八十麵）不注出處。這見於《呂氏家塾讀詩記》二，還易檢尋；不過引文有刪節，未曾標明。又朱熹兩條，第二條不注出處。這一條其實是三條，黎先生似乎從《詩經傳說彙纂》首卷下抄出。
首尾兩條原見於《詩傳遺說》和《朱子語類》，中間一條卻慚愧，還不知本來的出處。又惠周惕一條引“鶴林吳氏”，黎先生“按吳氏原文”雲雲。吳泳有《詩本義補遺》已佚，所謂“原文”，實係據《困學紀聞》三轉引，不加注明，會令人迷惑。這些地方可見本書雖定稿於民國十四年，卻始終是倉卒成編，未經細心校訂。這是教讀者遺憾的。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