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
這部書原是一本講義，民國十四年寫定（《自序》）。而這本講義又是《文心雕龍比興篇校釋》一文的擴大（七十二麵）。
所以體例和一般的修辭學書頗不同。《自序》裏說，“宏綱之下，細目太張。例句號碼，數逾三百。詁訓校訂，曼衍紛紜。”這是真話。書是三十二開本，一百十麵，隻論顯比，自然夠詳的，也夠繁的。書中主要部分以“句式”為綱，而黎先生稱那些句式為“修辭法”（一麵）；這卻暗示著指點方法的意思，與一般的修辭教科書又相同了。不過本書所取的是所謂“綜合而博涉的講法”，與教科書之整齊勻稱不一樣，並不像是給初學者指點方法的。這是體例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自序》裏說：“修辭學所說的，隻能在批評上指導上反省上呈露一些實效，並沒有什麼大用處。那麼，這種綜合而博涉的講法，也許比那法令條文似的許多規律，或者膚廓不切的許多理論，倒可多得點益處。”這是黎先生的辯護。但本書若有些用處，似乎還隻在“批評上”。《自序》裏又說：“一個人要專靠著修辭學的修習而做出好文章或者說出漂亮話來，那是妄想。”這是不錯的。修辭學和文法一樣，雖然可以多少幫助一點初學的人，但其主要的任務該是研究語言文字的作用和組織，這可以說是批評的。明白這一層，文法和修辭學才有出路。本書作者雖然還徘徊於老路盡頭，但不知不覺間已向新路上走了，這個值得注意。
本書的毛病在雜。《自序》裏說：“劉勰（《比興》）之篇，陸機（《連珠》）之作，既成專釋，理應別出；嵌入其中，不免臃腫。”這是體製的雜。不過真覺得“臃腫”的是附錄的那篇《春末閑談》，白費了五麵多。劉、陸之作，就全書而言，放在裏邊還不算壞。
書中例句，古文大概到韓愈而止，是《馬氏文通》的影響。韓愈以後的也可引，但甚少（隻四例），韻文卻到皮黃劇本而止。韓愈以後那四例，零零落落，不痛不癢的，盡可以換去。書中有白話文例二十二個。六個不曾注出處，似乎是隨手編的。其餘出於《石頭記》、《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的五個，出於魯迅《阿Q正傳》及徐誌摩《曼殊斐兒》的四個，出於譯文的七個。選的太少，範圍太狹，不足以代表白話文。況且歐化的白話文和譯文，其句式乃至顯比，較古文及舊韻文變化很多，值得獨立研究。
附合討論，不足以見其特色，而又附得那樣少，近於敷衍門麵，簡直毫無用處。不如將這二十二例一律刪除，專論舊體，倒幹脆些。這是選例的雜。至於用所謂“晉唐譯經”體（《自序》）為綱，白話文為說明，又是文體的雜了。
幸而也有不雜的地方。一是“詁訓”《詩經》喻句，並探討比興的意義，二是選釋陸機的《演連珠》，三是校釋《文心·比興篇》。體製雖因此而雜，卻見出黎先生心力有所專注，和“膚廓不切的理論”不一樣。就中說“連珠之文，比多成例”，雖受了嚴譯《穆勒名學》的暗示（嚴譯“三段論”為“連珠”），但為別的修辭學所不及，還算是新鮮的。《比興篇》的校釋卻全錄範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別無發明。論《詩經》似乎是黎先生最著意的，全書百分之四十都是《詩經》的討論。句式（二）雲：“以物為比，或事相方，物德事情，前文具足，喻句之內，不複重述”（十四麵）。“若說《詩》者，不明此例：本詩之中，德已前舉，喻即後隨；乃對於喻，多方附會。夫以附會，廣說‘比’義，說《詩》通病，千載於茲！”（十六至十七麵）他舉“禺頁禺頁，如圭如璋”等句舊說，加以駁議。又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說，以為“道理愈說愈精，比喻似乎也愈切愈妙，卻和詩人本意愈離愈遠了”（三十八麵）。這些話甚得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