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這些批評家可以說都是代表一個時代，一個派別或一種理論的批評家，著者的長處在能夠根據客觀的態度選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評家。
如南宋反對“江西派”的張戒（三十章），清代論詩重變的葉燮（六十一章），第一個有文學批評史的自覺的紀昀（六十七章），創詩話新格的趙翼（七十章），他們的文學批評，一般的文學史，似乎都不大提及，有些簡直是著者第一次介紹和我們相見。此外如金人瑞和李漁各自占了一章的地位（六十三，六十四章），而袁宏道一章（五十章）中也特別指出他推重小說戲曲的話（二六麵），這些都表現著現代的客觀態度。這種客觀的態度，雖然是一般的，但如何應用這種態度，還得靠著者的學力和識力而定，並不是現成的套子，隨意就可以套在史實上。論金人瑞批評到他的評點（三三七，三四○麵），並征引他的《西廂記》評語（三三八麵），論鍾惺、譚元春一章（五十一章），也征引《詩歸》裏的評語；論到近代批評，是不能不給予評點公平的地位的。因此想到宋元間的評點家劉辰翁，他評點了很多書，似乎也應該在這本書裏占個地位。書中論曹丕兄弟優劣，引王夫之《薑齋詩話》：“曹子建之於子垣，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子垣，俗論大抵如此”。以為“此言若就文學批評方麵論之，殆不可廢”（二五麵，參看二七麵），最是公平的斷語。又評鍾嶸持論“歸於雅正”（六八麵）；向來隻說鍾氏專重“自然英旨”，似乎還未達一間。至於論嚴羽：
“吾國文學批評家，大抵身為作家，至於批判古今，不過視為餘事。求之宋代，獨嚴羽一人，自負識力，此則專以批評名家者”（一八四麵）。這確是獨到之見。兩宋詩話的發達，培養出這種自覺心，也是理有固然，隻是從來沒人指出罷了。其他如論元稹“持論雖與白居易大旨相同，而所見之範圍較大，作詩之母題較多，故其對人之批評，亦不若居易之苛”（九九麵）。論柳冕“好言文章與道之關係，與韓愈同，然有根本不同者，愈之所重在文，而冕之所重在道”（一○六麵）。似乎也都未經人說及。書中又指出陸機兄弟“重在新綺”，而皇甫謐和左思的《三都賦序》持“質實”之說（三二麵）；人們一向卻隻注意到齊代裴子野的《雕蟲論》。明初高木秉的《唐詩品彙》列杜甫為大家，好像推尊之至，但書中指出他不肯當杜甫是“正宗”（二二三麵）。韓愈的文統——文統說雖到明代茅坤才明白主張（二四七至二四八麵），但韓愈已有此意，這裏依郭紹虞先生的意見——五經而下，列舉左氏、莊、《騷》、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進學解》，《答劉正夫書》）。本書指出明代王世貞又以莊、列、淮南、左氏為“古四大家”（二三八麵），這種異同該是很有意義的。又如引曾國藩日記“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說“此為曾氏持論一大特點，故其論文，每每從字句聲色間求之”（三九二麵）。這也關係一時代一派別的風氣。以上各例，都可見出一種慎思明辨的分析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