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分冊敘述“古文論”（一○三至一五一麵），也很充實，關於韓愈，特別列出“不平則鳴”與“文窮益工”一目（一三三至一三四麵），這是韓愈的重要的文學見解，不在“惟陳言之務去”以下，但是向來沒有得著應得的地位。本書《緒言》中說到“解釋的方法”，有“辨似”一項，就是分析詞語的意義，在研究文學批評是極重要的。文學批評裏的許多術語沿用日久，像滾雪球似的，意義越來越多。沿用的人有時取這個意義，有時取那個意義，或依照一般習慣，或依照行文方便，極其錯綜複雜。要明白這種詞語的確切的意義，必須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書中如辨漢代所謂“文”並不專指詩賦（一冊九八麵），又如論到辭賦的獨特價值就是在不同於詩，而漢人將辭賦看作詩，“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一冊一二○麵），都是用心分析的結果，這才能辨明那些疑似之處。
朱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自序》裏說：“這本書的敘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四麵）；他的書大部分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直到清代《白雨齋詞話》的著者陳廷焯為止。他的“遠略近詳”的敘述，恰好供給我們的需要，彌補我們的缺憾。這還是第一部簡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全史，我們讀來有滋味的。這原是講義稿，不是“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裏說得明白。我們隻能當它“大綱”讀著；有人希望書裏敘述得詳備些，但那就不是“大綱”了。《自序》中還說這本書是兩次稿本湊合成的，現在卻隻留下一處痕跡，第三十七章裏說：
“東坡少遊於柳詞皆不滿，語見前”（一九六麵），前麵並不見；這總算不錯了。作為“大綱”，本書以批評家標目，倒是很相宜的；因為如《自序》所說，“這裏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四麵）。朱先生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很多，《讀詩四論》（商務）之外，還有許多研究曆代批評家的論文，曾載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學報》上，現在聽說已集成一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了。《讀詩四論》和那些論文都夠精詳的，創見不少。
他取的是客觀的分析的態度。《大綱》的《自序》裏提到有人“認為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朱先生承認這一點，他提出“史觀的問題”，說“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五麵）。本書倒是有夾敘夾議的，讀來活潑有味，這正是一因。但是朱先生的史觀或立場，似乎也隻是所謂“釋古”，以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這似乎是現代的我們一般的立場，不見其特別是朱先生主觀的地方。例如書中敘“盛唐”以後論詩大都可分二派：“為藝術而藝術，如殷、高仲武、司空圖等”，“為人生而藝術，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九三至九四麵）。兩派的存在得著外來的意念來比較而益彰。又如論袁枚為王次回辯護道：“次回《疑雨集》，與《隨園詩話》所舉隨園、香亭兄弟之詩論之，非特與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無當，即贈勺采蘭，亦不若是之繪畫裸陳也。……若因風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為大宗，固不可矣。”（三六三麵）這可以說是“雅正”的傳統，不過是這時代已經批評的接受了的，和上例那一對外來的傳統的意念的地位一般。這些判斷都反映著我們的時代，與其說是主觀的，不如說是客觀的，可是全書以陳廷焯作殿軍，在這末一章裏卻先敘莊木或譚獻道：“清人之詞，至莊譚而局勢大定，莊譚論詞無完書，故以亦峰（廷焯字亦峰）之說終焉”。（三九六麵）這個判斷是客觀的，但標目不列代表的批評家莊譚，隻舉出受莊氏影響的陳氏，未免有些偏畸或疏忽。然而這種小節是不足以定主客觀之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