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子裏的馬誌文老師來銀川，讓我帶他轉著看看。他在老家時，我們經常在相隔幾百公裏的電話中舉意和商量他來銀川之後，應該帶他去哪些地方看，要看些什麼。他雖然是一位農民，但這樣的農民在中國卻絕無僅有。
我說：“那要看你想看啥。”
馬誌文嚷著說，一定要看他覺得最值得看的。
但是我覺得無論看什麼，其實隻是個心情的問題，想看的話，什麼都是可以看和值得一看的。記得有次我去他家，他正好去陽莊水庫拉土方，修築水庫的堤沿，不在家，這讓我感到特別遺憾。他後來也在電話中非常惋惜。回來時，我一路回想二十年前離別沙溝的情形，便據實仿古人寫了幾句不成體統的話，筆錄如下：
河水悠悠日夜流，河幹明月照入秋。
臨行栽下一棵樹，沙溝不見使人愁。
每次回到村子，離開的時候我的心情都非常異樣，有種欲哭無淚的沉重和憂傷。老家村子的人能來，我的心情一下子豁然開朗。
老實講，我來銀川也好幾年了，平時卻很少遊覽，隻大致知道一些地方的名字。我走得最多的也是那條孤獨的唐徠渠邊。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深人靜的夜晚，當絕望的心情無法排遣，當寫作的思緒突然打住無法繼續下去的時節，抑或需要思索一些靈魂疼痛的事情時，我便獨自來到河邊，靜靜地傾聽水聲，有時會沿著河渠一直慢慢地行走下去。我總覺得那河裏的水能知道我的悲傷、孤獨和絕望。至於別的地方，真不知哪些才是最值得看的。但是，我在心裏卻這樣想：我喜歡看的，馬老師一定也是喜歡和不會拒絕的吧。
關於馬誌文這個人，讀過《心靈史》的人也許並不陌生，他熟讀《水滸》，能背《三國》，是一個地道的農村硬漢，風吹雨打的黑紅臉膛，布滿凝重與蒼涼。他的個頭雖然不高，但長期勞動鍛煉變得篤實硬朗的身板，讓人覺得可靠和穩妥。
“我已經到銀川了，起身時給你沒顧上說。”馬誌文在南門汽車站旁邊的公用電話上對我很有理地說，“你來接我吧！”
我哈哈地大笑。
我們在電話上商量見麵的詳細位置，最後定在南門廣場的毛主席像下麵見。因為那是個標誌性的地方，極容易辨別，可使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找到。
我從家裏出來，天氣有些寒冷，不能讓誌文老師在冷的寒風中久等。我沒有坐公交車，打了的徑直匆匆往南門趕去。從我這裏出發，到南門是有些遠的，加之路上稍稍堵車，速度顯然有些慢，令我著急和惱火，一再催促司機。司機極為不快，仿佛告誡自己，也像是在對我說，車速是有限製的，不能太快，並且要為我的安全考慮。這個沒有看清臉麵，但脖子執得很硬，頭發倒向一邊的司機突然停在一個十字路口，繼續對我補充說：“特別是這紅燈，可千萬不能闖。你瞧，到處是探頭，年底算賬，罰款就是一遝子！”
我笑笑，就隨了他隨心所欲地開。
但是，老馬的電話又打過來了，大聲嚷嚷著說：“你到了嗎？鵝（我）一搭還有一個人呢，現在就在毛哉（澤）東的像章子下麵呢，我們已經把結（腳）都站麻嘍！”鄉音濃濃，勾人心事。
我快活地笑著，說快到了！
在南門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他們兩個。
我們用老家的 “操手色倆目”問好，然後說著自由自在家鄉的被人稱作“黑舌頭”的話，抑或別人揶揄我們 “鐵沙溝”的“南敢”話。我再也不用硬著舌根說那讓人聽上去就像嘴裏銜著一根杠杆的別扭的普通話了。
馬誌文似乎想起什麼，告訴我說，最近又有一撥人來他那裏看張承誌生活寫作的土窯洞。我知道，每來這樣一些人，馬老師全家就熱情地招待，端茶倒水，擺上吃喝款待。村子裏就是這樣的傳統，對遠路的客人會把一切好東西全拿出來招待，甚至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來讓客人滿意。我的小說《沙溝行》已有反映，此不贅述。據說來沙溝聖地瞻仰的人來了一茬又一茬，走時總是感慨不已，說著喜歡和敬仰的話，且主動留下他們的聯係方式，請馬老師以後有機會到城裏一定找他們。
後來，馬老師偶爾進城，會抱著好奇和試探給那些滿嘴承諾和信誓旦旦的人打個電話問一聲好。結果是，人家慌慌張張地不是說去了國外，就是說正和國家要員喝茶。
“我又不去你們家，那麼緊張幹啥？”老馬放下電話，在心裏笑著說。
來沙溝的人，大部分是出於好奇來看看。有些人，甚至受到一方掌櫃的熱情禮遇。他們走了，便常常把善言、善語、善行，以及真誠帶向四方。也有那麼一些心態怪異者，自己首先在自己的頭裏麵假想安裝了一台敏感的儀器，遂嗅覺似乎猛然敏銳起來，吃了喝了，走後依然要詆毀和謠言，不忘製造一絲扭曲的緊張空氣。真是頗令人費解！
馬誌文眨巴著娃娃一樣的眼睛說：“人家看不起曹們（咱們）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