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現代中國文學所反映的中國人在現代曆史進程中的主動精神、進取精神、抗爭精神、自由精神等，就蘊含人類性要素。中國現代文學在整體上真實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不屈不撓的戰鬥過程，這個過程中所體現的精神既具有特定的民族性、階級性、時代性，也具有人類的普遍性，它展示人類的正義力量和反抗精神，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這既顯示了中國民族的覺醒，又展示人類的普遍精神。中國現代曆史的波瀾壯闊及其人性情感起伏變化本身，中國曆史從封建製度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過程及其曲折本身，曆史演變過程中人的情感的變化，就極其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人類性。它是獨特的又是人類的。在人類文學史上，很少有哪一種文學像中國20世紀文學在如此劇烈的曆史變革中誕生演變，又曲折地反映了這種曆史。20世紀中國文學所提供的研究資源異常豐富，包括人性內容，包括以極端方式出現的精神現象，對於人類來說在許多方麵都是獨特的，都是未來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是奉獻給人類的精神財富，但它們還未被世界所充分認識到，還被意識形態色彩遮蔽著，人類需要時間認識和消化它。
其三，即使強調文學階級性、時代性的“左翼”及其精神影響下的文學，其實也並不一般地排斥人類性，一些作品同樣具備人類性因素。從文學人類性角度切入分析，可以發現，中國現代有些文學派別的創作並不像理論上強調的那樣忽視人類性，相反，有些作品有意識地注意人類性蘊含，比較典型的如“七月”、“希望”作家群。試以收集在《〈七月〉、〈希望〉作品選》中的幾篇作品為例。蕭紅的《無題》，大約隻有千字，似乎是一篇隨筆，其中寫到“我”在西安麵對一個殘廢的女兵的沉思，當看到“那腋下支著兩根木棍，同時擺蕩著一隻空褲管的女人的時候”，幾乎想“由於同情而謳歌她了”。“但這隻是一刻的心情，對於蠻的東西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憎惡在我是會壞破了我的藝術的心意的”。於是，我想到“那女兵將來也要做母親的”，“成為一個母親，當孩子指問到她的殘缺點的時候，無管這殘缺是光榮過，還是恥辱過，對於做母親的都一齊會成為灼傷的”。在這裏，以一個母親的心理設身處地地為這位女性的未來思考，也就是從人性的、人類的角度對人的思考，對戰爭發出的抗議。它有鮮明的民族情感和正義感，更有同情心和人文關懷，但又不與階級性、民族性對立。曹白的《楊可中》寫難民收容所同事楊可中的死，取的是生命的視角，也是人性的視角。楊可中是一個勤勤懇懇的、有個性的工作人員，但他遭到嫉妒，以至於病情加重，最後毫不壯烈地死了。作品記述的是他的日常瑣碎的事情，但作品中有意義的生命輕易地消失仍然使人心情不能平靜。《富曼河的黃昏》寫一個叫王嘉音的難民收容所的同事死的“曲折”又“輕易”：他為了逃離敵人的追捕而掉進河裏淹死，他的死同樣不壯烈，然而，惟其如此，也更感可惜，“人隻有在感到真的毀滅的時候，這才能夠感到真的生存的歡喜——”。冉兆曲的《臨死之前》寫一個傷員臨死之前對自己的媽媽、妻子的懷念之情，對死的看法，也超越一般階級的視角，而表現人之常情。東平的《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寫一個軍人在戰爭中的真實的心理過程和戰鬥經曆以及他的死。主人公林青史，一個勇敢的、負責任的連長，在經過與敵人殊死搏鬥後，卻因不服從不合理的命令而被營長槍決了，他本可以逃遁，“但是為了成全自己底人格，他決不逃遁”，“一點也不為自己辯護”。他不是被作為英雄歌頌，也不是作為叛徒鞭撻，而作為一個有個性的人來表現，或者說表現“一個人的遭遇”。這裏所描述的是中國人的另一幅人生圖景，而且是戰爭環境下慘烈的人生悲劇，一個個生命過程的縮影。這些作品引人注目的不是描寫的事件本身，而是作家的人性意識，是作品意蘊的人類性。它使我們看到，中國新文學對革命、戰爭的表現，在現代原本就具有人性意識和人類性眼光，與後來的所謂宏大敘事中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其四，中國現代文學對中國（東方）傳統文明的曆史性整體反省和自我批判，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涅槃”，一種人類文明“死而後生”的典範，是人類精神發展史和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觀。它超越了民族和階級局限而達到現代人類的精神高度。中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得到延續的傳統文明，這一精神現象本身就具有人類意義。這一文明在20世紀東西方文化交彙過程中，受到了最嚴峻的考驗、最嚴厲的批判、最嚴格的實踐的檢驗，在文學中得到最嚴肅的思考和表現。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一個貫穿的主題就是反省傳統文明，重鑄民族精神，它所具有的意義需要以“人類”的眼光才能看得清楚。當西方現代派文學熱衷於抽象的人性探討和作家個人痛苦體驗表達的時候，中國現代作家為了民族的新生在現實的“鐵屋子”裏發出了戰鬥的呐喊，當西方文學表現著“等待戈多”的無奈和無望時，中國文學尋求著人生的現實出路。魯迅《狂人日記》具有對傳統文明異常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其他民族的文學家很難做到的，特別對一個十分重視自己曆史文化的民族來說更是難能可貴的，是值得欽佩的。《阿Q正傳》在反省民族靈魂方麵達到的深刻性，超越了民族和階級界限，“精神勝利法”既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具有人類普遍性。可以說，中國現代人為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振興和人性解放而進行的自我反省和民族心理批判，構築起20世紀中國文學人類性的主體部分，它體現的“認識你自己”和不斷追求的精神，是人類普遍的積極精神。雖然中國現代沒有《浮士德》式的鴻篇巨製，但中國現代文學中洋溢著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對人性的反思，不是西方式的對人的“原罪”和純粹人性缺陷的反思，而是對“文明”與人性、與民族性格關係的反思，體現著中國式的實踐理性精神和現實情懷。這種獨特性在世界文學的人類性中既具有特殊意義，又是一種新的高度。另外，中國現代曆史發展所具有的複雜性、曲折性、激烈性、尖銳性，以及在這過程中人的精神情感的痛苦和矛盾等等，在中國是空前的，在世界上是少見的。西方在幾個世紀走過的社會道路在中國以“壓縮式”方式存在，而在這過程中所必然遇到的人性衝突、心理震蕩等精神內容也以壓縮的方式得以藝術表現，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新文學的內含的豐富性、特殊性本身就具有人類性意義，它潛在的意義現在沒有得到承認和積極評價。
其五，新時期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文學，在超越了政治批判、文化尋根、先鋒實驗等之後，一些有實力的作家逐漸具有更充分的人類意識和對文學人類性意蘊的追求，如王蒙、賈平凹、陳忠實、王小波、韓少功、餘華、殘雪、鐵凝、莫言、張承誌、張煒、王安憶等。作家歸屬意識的變化，以及對文學價值意蘊認識的變化，在總體上體現出更多的人類性意識（如對曆史背景的模糊，敘事中的超越“現實”事象，表現手法中的虛構和想象等）。我認為，這是20世紀後20年中國文學最具有意義的變化之一。對這種變化的實際價值，對這一時期作品所包含的人類性意義還有待開掘。
這一切說明，從人類性的新視角和眼光來看中國現代文學，還有極大的研究空間可以展開。當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類性還不充分，我們缺乏那種更開闊地將人性思索和現實重大社會問題結合起來的偉大作品，缺乏以人類的視野表現人類普遍問題的鴻篇巨製，我們在這方麵有許多缺憾，探討這種缺憾的形成原因及其影響，也是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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