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種種，我以為都與缺乏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人類性這個觀照維度有關，人類性因素是一個在整體上被遮蔽的文學意蘊層麵。
文學人類性的價值論內涵
人類性不是文學的一種價值評價標準，而是一種文學精神要素。文學是一種特殊的符號形式和心理經驗形態，是把握和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它具有普遍性、可傳達性和可交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創作都可能蘊含人類的普遍精神，可能被人類普遍接受。但文學又是情感的、形象的、審美的，文學的人類性及其被普遍接受必須以其藝術感染性為前提，以具體的民族的內容和形式為“實體”。文學作為精神創造成果和文化構成部分，其人類性相對於民族性、階級性而言，指文學作品所表現的人類普遍的精神情感和文化特質，或者通過具體的民族性、階級性所體現的人類共通性。人類性寓於民族性中，階級性、民族性是個別，人類性是一般。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性正是在民族性中體現人類作為“族類”的共同性、相通性的方麵。文學人類性不能回避“人性”問題，包括文學對普遍的人性的藝術解釋，如人類都存在的食欲、性欲、享受欲、獲取欲、生本能、死本能、“快樂原則”、“現實原則”等等生理需要和特征；還包括人性在特定的社會、曆史、經濟、文化背景下的具體表現形態，即社會性，如人的心理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信任，人的愛心、善良、信仰、同情、正義或仇恨、嫉妒、邪惡、暴虐等善惡心理和情感。
文學人類性還指，文學家應具有或隱或顯的“為人類”的主體歸屬意識，並將這種意識體現在創作中，滲透在作品中。作家應有博大的情懷和對人類的悲憫意識體現人類的普遍道德觀念和情感。而作家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與通過文學幫助人對付生存困境的努力，就是文學對於人類命運和人性的思考和藝術表現的具體體現，是文學的應有之義。
文學作為可以跨越時空的精神產品，其人類性還指文學作品作為人類普遍可以接受和欣賞的對象，其藝術價值可以為人類普遍享受，對人類都有積極的作用。它的內容和形式可能是極為特殊的（如川端康成對於日本民族情感的表現，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對其民族曆史的表現），但其特殊性為人類所普遍理解和認同。文學的人類性是建立在人類“共同感”心理基礎上的文學存在形態。同時，人類價值觀念上的具體性、特殊性之中，又蘊涵基本的準則和“底線”，有共同追求的真、共同遵循的善和共同欣賞的美，這應該也是文學人類性的內容。
對於文學研究來說，人類性是一種視角和意識。不是簡單地把階級、民族、時代性解釋為人類性，而是把它們置於“人類”的視野中看它的意義，比如，中國現代文學對中國人在現代反抗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過程的藝術表現，文學中的政治、階級鬥爭內容，這是“特殊”現象，但其中又包含人類“爭取自由”的普遍意義，是文學人類性在中國的具體體現。那些被闡釋為有鮮明的階級性、民族性的所謂中國現代主流文學，其所表現的現代中國人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寧死不屈的自由精神、為了民族利益犧牲個體的獻身精神等等，與人類普遍的積極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備人類性。因為在這一過程中，反映著中國人精神中的許多本質特點，這些特點與人類共同的美好追求具有相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性與民族性、階級性、時代性並不矛盾，但有意蘊和研究視角的區別。
也許，具體地羅列文學人類性的內容是困難的和不明智的，關鍵是研究者應具備一種意識，把具體研究納入“人類”的視野，從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和範疇去看它的全部的精神意蘊，而不是先入為主把文學作品結構在或是時代的或是民族的人為模式裏。有些文學現象，過於局限在“中國特色”的視野中，反倒看不出它的世界意義和人類意義。人類性的角度可以消除某些視角局限和偏見，更全麵地把握文學的精神意蘊，有利於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成為文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
提出文學人類性的問題，並不是以此作為“最高”的文學價值尺度，而是揭示被抑製的一種文學要素，一個文學價值層麵，轉換一種研究視角。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人類性將拓展新的研究空間，將對其文學的精神品格有新的估價；同時，這種研究不唯是為發現現代中國文學人類性已有的意蘊，更主要的是要發現在這方麵存在的問題和局限。在具體的研究和評價中，不能把人類性作為抽象的標準，不能與民族性、時代性等對立起來，而是以人類性的、世界性的意識和眼光，以人類普遍的公認的一般價值取向評價具體文學中的價值要素，以發掘被遮蔽的意義。
20世紀中國文學人類性的體現
20世紀中國文學人類性的主要內涵，初步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人類性是20世紀中國文學家曾經意識到的一個創作層麵。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人類性並不是一個被排斥的文學因素，而是一個與“人的發現”相聯係的、與傳統的文學觀念相對立的理念，隻是由於複雜的原因，人類性在後來被政治性、階級性、時代性要求所覆蓋。譬如，在“五四”時期及以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建設起過重要作用的茅盾，就曾經多次提到文學的人類性問題。我們知道，茅盾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以突出文學的社會功能，特別是文學與曆史時代的密切關係為特色，他的小說是典型的社會分析小說，其中階級意識、曆史意識和民族意識都是非常鮮明的。但是他早期提倡新文學時，卻曾經把人類性作為文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反複強調。如在《文學和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份的誤認》中，他說：“文學者表現的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用藝術的手段表現出來，沒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觀。自然，文學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確是屬於民眾的，屬於全人類的，而不是作者個人的。”在《創作的前途》中說：“我們覺得文學的使命是聲訴現代人的煩悶，幫助人們擺脫幾千年曆史遺傳的人類共有的偏心與弱點，使那無形中承受著曆史束縛的現代人的情感能夠互相溝通，使人與人中間的無形的界限漸漸泯滅；文學的背景是全人類的背景，所訴的情感自是全人類共通的情感。隻因現在世界的人們還不能是純然世界的人，多少總帶著一點祖國的氣味，所以文學創作中難免要多偏在本國了。但一方麵總要使作品中的情感總是世界之人大家能夠理會的；這怕也是現在創作家也注意的了。”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中說：“翻開西洋文學史來看……就是一步一步地變化，無非欲使文學能夠表現當代全體人類的生活，更能宣泄當代全體人類的情感，更能聲訴當代全體人類的苦痛與期望，更能代替全體人類向不可知的命運作奮抗與呼籲。不過在現時種界國界以及語言差別尚未完全消滅以前，這個最終的目的不能驟然達到，因此，現時的新文學運動都不免帶著強烈的民族色彩。”茅盾在這裏把人類性（為全人類）作為新文學的一種責任、一種與舊文學不同的要素來強調，同時比較辯證地講了文學的人類性與民族性的關係，認為人類性是必然的，民族性在特定情境下是不得不然的。茅盾後來的變化因素當然是複雜的，也是有代表性的，但這至少說明，人類性是中國新文學發軔期一個被意識到的要素。類似的作家或在後來比茅盾有更明確的人類性意識的作家也不乏其人，如京派作家作品就有明確的對人性的表現，錢鍾書《圍城》的序裏說：“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隻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這裏體現的就是一種人類性意識。相似的例子似無須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