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國內文學史家如何不斷發掘和闡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豐富意蘊和它的劃時代意義，也不管海外學者對現當代作家作品的評價怎樣見解獨到（如夏誌清、李歐梵等），但當從20世紀世界文學史的高度定位中國新文學的價值時，總會有一個潛在的疑問出現：這個世紀的中國文學是否具有世界意義和水平？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學精神是否蘊含人類普遍意義？客觀地說，與20世紀中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麵取得的國際地位和被認可程度相比，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國際地位和被認可程度顯然是與之不相稱的。
那麼，這些疑問是如何產生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體部分不具備人類性意蘊呢？還是我們的研究視角和批評意識存在問題？
如果我們冷靜而理智地反思一下就會發現，疑問源自對中國新文學“人類性”要素的質疑。新時期以來，隨著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批作家作品的被重新認識和評價，現代文學的研究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拓展，人們已經認識到這個時代的文學意蘊並不像以前解釋的那樣簡單和劃一。但是，由於諸多原因，很長時期內，在對現代中國文學的文化精神要素的研究中，其人類性因素還不是一個被充分展開的層麵。與對文學的階級性、民族性、時代性等“特色”被不斷挖掘以至被有意無意地誇大相比，人類性要素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合理地闡釋，或者隻是局部被認可、整體被遮蔽，對部分作家（如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品人類性意蘊的揭示，並不能改變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形象”。這直接影響到對現代中國文學精神特質和藝術要素的整體評價。雖然在一個時期，人們積極地呼籲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並有力作（如《走向世界文學》一書）證明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係，但也基本隻是解釋了中國現代文學家受外國作家的影響的程度，並不能有力地說明中國新文學的世界地位；雖然有一個漢語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這是連他的故鄉的不少人都不能充分認可和接受的，所以並沒有真正改變20世紀中國文學在國際上的整體印象。近年來在對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的“宏大敘事”提出質疑的時候，存在著不加分析地將其視為政治意誌和國家意識形態表現的傾向，這在客觀上進一步強化著將中國現當代文學要素限於社會政治、時代精神、意識形態層麵的印象，繼續掩蓋了其人類性精神要素的認識。由於不能從“人類”的視野看待中國新文學的意義，極大地限製了研究者的思維空間和研究層麵的拓展，也製約著文學史研究格局的突破。“重寫文學史”難有重大進展的一個內在製約因素，我認為就是缺乏“人類性”意識的自覺和理論支持，沒有在研究過程中注入人類性的理念因子，沒有打開從人類性切入的研究空間，因而不能有效地化解多年來形成的研究模式和思維定式。
這些現象的產生有人所共知的客觀原因，如現當代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製約，文學批評中的“文以載道”的傳統影響，文學與時代關係被過分地誇大等等；另一方麵，也與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思維定式和研究思路有關，主要是：
第一，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新文學”，其精神意蘊和藝術要素的解釋陷入了一個人為劃定的孤立的時空框架中。這個框架是，在整體上，中國新文學的評價有兩個相對的參照係，一是相對於古代（縱向時間），一是相對於外國（橫向空間），在這兩個參照麵前，中國新文學之“新”一直被作為在時間上不同於“傳統”、在空間上不同於“世界”的“特例”來強調，其文學精神意蘊和文化特質同樣被作為“特例”來尋求。在強調新文學的反傳統色彩的時候，在挖掘文學精神“新”內涵的時候，實際上把這種“新”視為無根的、沒有延續性的“全新”的創造，而不看做是對舊的超越後的曆史延續，這在客觀上把新文學與中國幾千年文學的曆史人為割斷，也包括把它與傳統文學長期積澱的人性意蘊的精神脈絡割斷。近年出現的“貫通古今”研究的倡導，其意義當與此相關；而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分期的討論中，實際也包含對這個問題的觸及。
在關於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方麵，雖然突出強調外國文學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直接的影響作用和中國文學向“世界文學”的接近，但是，在講到中國新文學的精神蘊涵的時候，又特別強調“中國特色”以顯示其獨異性，而這種獨異性大半被理解為單麵的民族性、時代性、階級性、意識形態性等等，特別是在強調“民族性”的時候，在講“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時候，並不能同時辯證地認識其人類普遍性，而突出的還是其特異性，這又在客觀上割斷了中國文學在精神上與人類性的聯係和所具有的世界意義。
這兩種參照係雖然在相當程度上突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劃時代”的意義，但其深層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視，這就是，在這種表層似有“聯係”、深層實際“孤立”的思維和研究“結構”中，中國現代文學被有意無意地作為縱向割斷曆史、橫向隔絕人類的“異在”，其藝術精神要素和價值的估定常常與這種“特例”、“異在”的被突出和強化相聯係。強化現代文學的特定性和新的曆史認識價值及意識形態意義，強調文學與社會曆史過程中的“時代內容”的對應，強化文學在曆時性中“不斷變化”的積極意義，而忽視文學意蘊中的相通性、共同性和穩定性因素，這在客觀上隔絕了對中國現代文學人類性發掘的思路。
第二，與上述問題相聯係，研究者的關注點被引向對立麵的比照和差異性的尋覓，忌諱共同性、相通點的探究。階級性、民族性、時代性等要素被視為現代文學天然的特點和優點，而人類性因素似乎是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這種意識當然有其產生的曆史原因。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論爭和衝突本身，就帶有強烈的階級意識和對立情緒，如圍繞“革命文學”的“內部”的論爭，魯迅與梁實秋關於文學的人性與階級性的論爭，“左翼”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關於文學價值的論爭，左翼作家與其他作家在具體的政治立場方麵的差異乃至對立等等。在這些論爭和對立中，對抽象人性的反對本來有特定的內容和針對性，但卻在客觀上形成一種印象，似乎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都是隻要階級性不要人類性，也就是說，把抽象人性與文學的人類性完全等同起來，客觀上造成了現代主流文學不具備人類性的印象，而後來的研究中又不斷強化這種印象。另外，“道不同不相為謀”，已經成為研究現代文學不同派別時先入為主的“常識”。而研究界較少注意站在新的理論高度理智地看待這些論爭和衝突，或者說沒有脫離當年論爭者的立場和角度。其實，文學活動作為精神創造活動，它自身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決定了“道不同不相為謀”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還有“殊途同歸”和“異曲同工”，在文學人類性蘊含方麵有其相同之處。比如，在對中國人性弱點的批判上，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與沈從文固然有很不同的內容和角度，但沈從文對於儒家文化和城市文明所造成的人性畸形變態的表現又有與魯迅的視角相似的一麵，這相似的方麵就是都認為被統治階級利用的儒家文化，是扼殺人性的文化，是培養奴性人格的文化，是培植國民劣根性的文化，是應該徹底批判的文化。合理正常的人性要求其實是他們創作中的一個共同的或相通的理念。就是說，魯迅的文學創作意蘊同樣具有人性內涵，具有人類性要素，不僅如此，他的人類性理念還充滿現代意識。然而，魯迅卻又常被誤解為隻注重階級性而一般的反對人性的作家。再如，張愛玲對人性惡的揭示和蕭紅對於人的生命過程與生存狀態的揭示，雖然在表層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人類性”這個層麵則有相通之處。正是從人類性的角度可以發現一些以前被生硬的思維模式排斥的一些文學精神要素和不同作家的共同性。
第三，中國文化近代以來在國際上處於弱勢，是被作為西方人和海外研究者從自己的角度觀照、“凝視”的對象，文學也是他們特別關注的一個領域。在他們的分析、闡釋、命名、評價中，雖然有其獨到之處，但也難免由於社會和文化背景諸因素製約所帶來的偏見和局限。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是對中國現代“主流”文學的解釋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比如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導言》中“反載道始，以載道終”的概括，比如夏誌清對中國內地文學史中被視為主體的作家作品的評價），由之描畫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國際形象”。他們多在那些所謂遊離於時代主潮的邊緣作家的作品中，或者與左翼發生衝突的作家的作品中尋找藝術性和發掘人性內容（如沈從文、張愛玲的小說）。另外，西方漢學家的“視角優勢”、獵奇心理，使得他們對中國原始的、畸形的人性特別感興趣，他們能注意到的，或是中國民族中特殊奇異的風俗，或是人性弱點或人性惡的“中國式”表現，而不是中國人在現代曆史過程中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那些與時代密切聯係的作家作品中所包含的精神創造，並沒有進入他們的“人性”或“人類性”的視野。一些學者把中國新文學的主體部分解釋成隻重階級性、社會性、時代性而缺乏人性和人文關懷的文學，亦即缺乏人類普遍性的文學，這種有意無意對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模式化”闡釋，影響了國內學術界。現代文學研究在近年逐漸形成一個不約而同又心照不宣的觀念，認為隻有那些遊離於中國現代曆史中心的“邊緣”作家才表現了人性，或者表現了超政治性、階級性的人類性，如周作人、沈從文、張愛玲、梁實秋等等。與此同時，誇大一些作家的“邊緣化”色彩，爾後得出一種似乎合乎邏輯的結論，認為正因為一些作家遠離了時代中心，或者一定程度上處於時代“邊緣”，所以他們的作品才有更多的世界性和人類性，如對老舍、蕭紅、曹禺等的評價。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自覺參與或卷入中國現代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另外的、曆來被作為現代文學主要成就的作品，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艾青、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也具備人類性因素，是否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在這個層麵上的認識問題不解決，中國新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和普遍價值就不能真正被確認。這表麵上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就爭論過的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老問題上，其實不然，它不是一般的對現代文學作品孰高孰低的評價，而是涉及一個根本問題：現代文學中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中國現代曆史發展、民族奮鬥曆程和精神追求的文學，是否具有人類性？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意蘊在20世紀世界文學乃至整個人類文學史中是否具有普遍價值和意義？我們強調民族性是否客觀上將其與人類性對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