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文學現象的發生，除了客觀的社會和文化因素以及文學活動參與者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審美傾向、藝術追求等等這些較易為人們了解和把握的因素之外，還有不易被了解和把握的深層心理方麵的因素，包括人格類型和心理傾向諸多因素的作用。德國美學家沃林格曾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認為所有藝術現象的最根本和最內在的要素就是人所具有的“藝術意誌”，“每部藝術作品就其最內在的本質來看，都隻是藝術意誌的客觀化”。他認為藝術意誌是人的一種潛在的內心要求，它來自於人麵對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態度。把藝術本質全部歸結為藝術意誌也許有些極端，但是作家的“藝術意誌”確是一個極為重要而又極易被忽略的領域。
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曾經說：“當我們審視人類曆史的時候，我們看見的僅僅是發生在表麵的東西，甚至就連這些東西也在暗淡的傳統之鏡中受到歪曲。甚至發生的事情往往逃避著曆史學家追尋的眼睛，這是因為，真正的曆史事件總是深埋在地底，所有的人都能體會到它，卻沒有一個能夠觀察到它。一場場戰爭、一個個朝代、一次次動亂、一次次征服、一種種宗教……所有這些僅僅是那隱秘的心態的表麵症狀，而這隱秘的心態甚至不為那擁有這心態的個人所知。也不被曆史學家所傳達。”榮格的這種看法直接運用到人類曆史研究中去，或許在給人以許多啟示的同時也會產生某種偏頗，——西方現代新史學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問題（其中包括將曆史名人心理特征等“潛在的”因素與曆史事件聯係起來研究）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將榮格的這種看法應用到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重要方麵、與人的心理有深層關聯的文學研究中來，卻有相當的針對性和可行性。當我們審視文學曆史的時候，人們較易注意到的也是發生在曆史過程中的表麵的“症狀”和形態，這些表麵的東西也容易在“傳統之鏡中受到歪曲”，而容易忽視的恰恰是決定著表麵形態的作家的隱秘的心態和人格傾向。這些心態和人格傾向甚至不被作家個人所意識，也容易被文學史家所輕視和忽略。對此，分析心理學理論給予我們的啟發是，將文學曆史現象的研究與有類同性的作家群體心理傾向的分析結合起來，確有許多可以拓展的領域。
將分析心理學用來考察作家的人格，有內傾與外傾的劃分；用來考察文學的創作與欣賞，則有移情與抽象的區別。內傾型人格對應於抽象性作品的創作和欣賞；外傾型人格對應於移情型作品的創作和欣賞。
這裏說的作家內傾與外傾的人格，並不僅指作家的性格，還特別指主體在客體麵前所表現出的心態、心理能量釋放的指向和所采取的“對策”。分析心理學認為人的創造性潛能的實現有“內傾”與“外傾”兩種不同的途徑，外傾指人的心理能量投注於外部事物，內傾指人的心理能量經外部事物折射而返回到主體自身。在對象麵前，作為主體的作家的心理傾向如何，他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的理解及其態度如何，它是進取的還是退縮的，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等等，自覺不自覺地直接影響到作家藝術活動的方方麵麵，包括表現對象的選擇、藝術處理的特點和價值定向、美學趣味等等。對這種現象，僅僅視為“風格”類型顯然還不夠，而應注意到人格類型，特別是心理類型的因素。這種不同心理傾向表現在個體的行為中，在一定程度上近似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所謂“出世”與“入世”、“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關係。“近似”而又不同，是強調它的核心是一種心理特征而主要不是行為態度，或者行為態度中深層心理的製約作用。
這裏所說的“抽象”與“移情”，指文學創作和欣賞過程中由不同“藝術意誌”所支配的兩種指向不同的表現“形態”，是內傾與外傾人格的具體體現。按沃林格的觀點，抽象與移情是人的兩種不同的本能衝動，也是藝術運動的兩極。藝術意誌既表現為移情衝動，也表現為抽象衝動。沃林格的理論依據來源於他對藝術現象的分析，而他的這種理論也同樣適應於文學現象。文學中的抽象，不僅是指抽象性的表現對象、抽象手法，更主要的是指作家追求抽象性的意蘊，諸如抽象的人性問題、“永恒”性主題等等。對“抽象”的偏好有其心理動機。按照分析心理理論的觀點，抽象是把外在對象抽象為某種固定的思想或形式，以解除對於外界的恐懼。移情是把自己的情感外設於對象中，在對象中感受、欣賞自我。“移情”就是外傾的一種形式，移情是“我在一個不同於我的客體中對象化”（裏普斯），“以致他覺得他自己仿佛就在對象之中”（榮格）。因為“移情作用預先設定對象是空洞的並且企圖對它灌注生命；與之相反，抽象作用卻預先設定對象是有生命的、活動的並且企圖從它的影響下退縮出來”。抽象型人的態度是向心的即內傾的（中國傳統文人似乎多偏向內傾），而移情型的人則充滿信心地麵對世界，即外傾。
當然，內傾與外傾、抽象與移情也並非截然對立，並非某種類型絕對隻屬於某種人群。“在任何對於對象的欣賞和藝術創作中，抽象和移情兩種形態都是需要的，兩種都出現在每個人身上，雖然在大多數情形下兩者的分化是不相等的”。這就是說，不同類型的人格和文學現象的區分隻是相對而言的，是對一些具有傾向性現象的概括。
“內傾型”與“抽象性”
依據以上理論分析，中國現代文學家在心理類型上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傾向。一部分作家對於現實，對於外部世界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們關注、把握、分析和再現現實，並投入和參與其變革過程：他們將文學活動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將生命意識貫注於所創造的藝術成果中，其創造性潛能體現在所作過程中，體現在對於現實的參與和“應戰”中，人生價值最終體現在對於外部事物的改造中。在對象中體現自身，也在對象中“欣賞”和肯定自身，使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所有這些都表現出一種外傾型的心理特征，一種對外界持“克服”和試圖“改造”的姿態。這就是外傾型作家及其移情性作品。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另有一批作家及其文學活動，構成人所共知的、與上述情況相反的文學景觀：他們的創作在藝術方法上各具特色，富於個性與創新，在作品意蘊上則追求永恒性、抽象性和超越性，有意無意表現出與時代生活主流的疏離，因而其作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往往受到質疑。他們信守思想的自由和藝術的獨立，故而引人注目也頗多爭議，其典型人物有周作人、梁實秋、徐誌摩、沈從文、廢名、張愛玲等；作為類似傾向的文學派別則有小說方麵的“京派”和詩歌方麵的“新月”派等。他們的創作具有這樣一些相似特點：一是一般選擇便於表達自己內心感受和情思的體裁方式，如散文、詩歌、短篇小說，而較少用長篇小說和大型話劇這樣的樣式來反映重大的事件，因為他們要表達的意蘊一般似乎不需要過於龐大的載體。二是他們的創作題材多從有切身感受、體驗和思索過的方麵著眼，關注那些帶有普遍意義和超越具體時空界限的對象。三是他們作品的主題一般具有抽象的哲理意味，追求對於“永恒”問題的表現，其中特重對於人性的發現和揭示。四是在作品的價值觀上，他們不特意去追求作品的社會價值的實現，而首先是為了滿足自己心靈的需要。對於這類作家及其作品，以往有過從政治態度、思想意識及道德觀念方麵著眼的評價和分析，也有過從人生情趣、審美意識和藝術追求方麵的重新評價和分析。這些分析和評價都有一定的依據和道理。筆者認為，除此之外，這些由作家相互之間的類似性構成的文學現象，還包含有相似的心理傾向和人格類型方麵的因素。可以說，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群典型的內傾型作家，他們的創作活動及其作品具有抽象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