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哲學關係的進一步密切，是20世紀一個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精神現象。以反傳統姿態出現的西方現代主義各種文藝的興起和嬗變，無不以西方現代哲學思潮的轉向作為直接動因。中國傳統文學滲透著東方哲學精神，這是它在根本上不同於西方文學特質的最重要的原因。到了20世紀，中國文學發生了整體性的曆史變革，形成了迥異於曆代文學麵貌的新格局。這些變革，同樣有著哲學思想及其演變的重要作用；其中居於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不同時期產生影響的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思潮以及嬗變中的中國傳統儒道互補的模式，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和層次地影響到本世紀中國文學的價值意蘊和精神特質。這種影響既在文學創作方麵，也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方麵。這兩種思潮及其演變對本世紀中國文學精神內涵的影響不僅構成重要的深層的線索，而且這種影響在近年又日漸突出。當前中國文壇許多費解的現象，正與這兩種哲學思潮的再度產生作用有著深刻的關係。
中國現當代兩種文藝傾向與西方兩大哲學思潮
20世紀中國文學的藝術傾向，在總體上呈現出兩種相互消長的態勢：從文學的精神特質和價值蘊含來說，是以強調文學對於現實的真實反映從而使文學參與現實的變革的傾向，與以突出人的真情實感從而張揚人的力量和價值這兩種傾向的相互消長；從文學的藝術目的、手法等角度來說，是以追求科學地真實地再現現實，與自由地表現人的心靈世界為特點的兩種傾向的相互消長。處於不同層麵的這兩種傾向既有對峙衝突的一麵，又有相互滲透交織的一麵，它在某一個具體時代或某一個具體作家身上都有表現。文學上的這種傾向，當然有著中國具體的曆史、文化方麵和文學自身發展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有中國文學在接受外來文學思想時直接受西方兩大哲學思潮影響這一重要因素。20世紀西方哲學，以反對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理性主義為起點，形成了兩大哲學思潮，這就是以非理性主義為特點的現代人本主義和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科學主義。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哲學思潮，對西方美學思想、文藝觀念和創作麵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許多重要文學作品本身就是哲學家對哲學觀念的演繹。西方現代的這兩大哲學思潮在中國文學中也有著突出的反映，如在“五四”前後就有對尼采、柏格森、叔本華、弗洛伊德等的介紹借鑒，其中許多翻譯者或介紹者就是新文學的提倡者和實踐者。中國現代文藝中的“現代主義”思想或創作派別，如象征主義、精神分析學、表現主義、新感覺派等，都可以找到西方現代人本主義哲學的影子。而對西方科學主義精神的介紹，在很長一段時期則基本是對西方傳統的理性的科學主義的借鑒，以及自然主義、實用主義哲學的改造利用。在文學理論方麵，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理論，客觀觀察、真實描寫的思想和觀念，既有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也可以從孔德實證主義、杜威實用主義等哲學觀點中找到理論依據和淵源關係。到了80年代中期，西方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思潮對中國文化思想、特別是文藝的影響再度突出，許多現象都可以從這種背景中找到影子。其中現代西方以非理性主義為特點的人本主義對於當代中國文學精神的影響，西方現代科學主義對於當前學術理論的方向、方法的影響特別明顯。這種現象一方麵說明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外哲學的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麵，或者說更重要的是表明20世紀中國的哲學領域也存在著類似西方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相互對峙、衝撞、影響、失衡以及位置的變換等等現象。而這種現象深層次地內在地製約著文學的發展及其精神特質的內涵。
20世紀中國人本意識與科學精神的對立與衝突，可以追溯到世紀初西方哲學文化思想的傳入，但是最先表明這兩種哲學思想對立的，也許就是20年代初爆發的所謂“科玄論戰”，即玄學（“形而上學”，代表人物為張君勱、張東蓀）與科學（代表人物為丁文江、胡適）的論戰。當時的“玄學”，其實質不是關於“形而上學”的方法問題的討論，而是“人生觀”問題，強調的是人的主體性問題，是以人為本的觀點。當時的“科學”也不是指自然科學或科學知識，而是提倡一種科學態度和精神。就其思想來源與理論依據來說，“科玄論戰”雙方則與西方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兩大哲學思潮直接相對應、相聯係。這場論戰，盡管它本身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兩大思潮在中國對峙的局麵，但是其意義首先卻在於，這場論戰中反映的一些問題和論戰的結局，特別是討論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都在一定意義上顯露出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在中國的反映及其麵臨的命運，也顯露出中國現代哲學思想的一些規律性的端倪。今天，站在新的世紀來回眸這次論戰，它具有某種征兆性和典型性。後來的事實說明，中國現當代不同哲學思想和意識的衝突在相當程度上都與這些哲學課題相關。從整體上看，西方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和位置，是以它們適應中國的現實需要的程度來決定的。中國文學對西方哲學營養的吸收，既有“現代”的，又有“傳統”的；既有“人本主義”，又有“科學主義”。而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界，諸種關係的不同交錯組合，構成很不相同的兩種局麵。前80年，“人本”與“科學”、“傳統”與“現代”以及“中”與“西”的關係構成的大致圖景是，西方傳統的科學主義占上風，而人本主義思潮在被抑製中得到變異、改造和發揮，但它不占主導地位；與之相對應，中國傳統的玄學也隻是作為一種學術觀念被繼續，而沒有與實際的社會運動、思潮發生直接的重要關係，占主要地位的是中國傳統實用理性精神和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的理性主義的人本主義精神的結合。“五四”時期文學對人性解放的呼喚，對人的價值的肯定、人的權利的爭取，對人與曆史關係的思考，基本是以傳統的理性的人本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即使對於人的生命意識的張揚，對於人的潛意識心理的揭示，對人的合理欲望的表現，也沒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強調到人的本體的高度。而現實主義文學在後來成為一種占據絕對優勢的主潮，當然有著複雜的原因，但其中就有科學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層作用。
“五四”之後中國文學的發展演變，在其深隱層次也循著這種基本的哲學思路在嬗變。上述狀況發展到80年代有了重大變化。進入新時期，隨著西方哲學觀念和文化思想的進一步傳播，西方現代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思潮再次以更為強盛的勢頭同時傳到中國，並形成相互衝撞又相互依存的局麵，在中國掀起了更大的波瀾。但是，由於80年代中國社會在諸多方麵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這兩大思潮在中國的影響產生了與以前極不相同的結果，也使我們對這個世紀兩大哲學思潮與文學的關係及其嬗變的軌跡看得較為清晰了。80年代傳入的人本主義，是以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為主要特征的。除過叔本華、尼采的唯意誌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以及克羅齊的表現主義美學等曾經影響過中國幾代人的哲學和思想理論之外，又有了諸如海德格爾和薩特的存在主義、胡塞爾的現象學、卡西爾的符號學、榮格的分析心理學、馬裏坦等的新托馬斯主義等“新”的思想。而現代西方科學主義，也因為時代特點的變化，不但得到了新的重視，而且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選擇性，先是對桑塔亞那的自然主義美學、貝爾關於“有意味的形式”的觀點和形式主義美學、格式塔心理學等大力介紹，之後是對語義學、分析哲學、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的介紹。這表明西方帶有傳統色彩的科學主義如實用主義、自然主義不再受到特別看重，代之而來的是對實證主義的邏輯化現象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對具有實際“操作性”的思想觀念和方法如詞語、概念、邏輯和結構等有著極大興趣。這一點在美學領域似乎顯得更為突出。新時期傳入的這種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的新的內容，在中國當代的影響表現在不同的層麵上。以非理性主義為特點的西方人本主義思潮，與中國新的曆史氣氛、思想意識有著自然的契合，使之具有某種“實用”意義，適應著中國現實的文化思潮，適應曆史轉型期的某些社會心理、特別是青年的心理。一些重大的文學現象，如關於主體性問題、關於文學中的嚴肅與通俗的關係、關於“痞子”文學的批評、關於人文主義精神的探討等等所涉及的問題，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不能得到透徹的解釋，本身就說明它們在根本上就不隻是個文藝思想、文藝觀點的問題，而有其深層的哲學精神在起作用。在西方已經似乎並不新鮮或者“過時”的哲學思想，再一次被中國人重新闡述、理解、改造和發揮，來為己所用，中國當代許多文學現象乃至精神現象正與這種哲學思潮中的非理性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相比之下，現代西方科學主義似乎主要在學術界（所謂精英文化層）有著較大影響，它不但從學理的、方法的角度得到借鑒，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改變著中國知識層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與此相反，傳統的理性精神（中國的和西方的）受到不同程度的貶抑；傳統的科學主義也受到冷落。上述現象說明，我們不能回避西方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影響，不能回避20世紀中國文學與這種哲學思潮的深層聯係，不能不對這兩種思想傾向在當前文藝中的表現進行認真探討。
中國的人本意識與科學精神在性質和內涵上，既有與西方兩大思潮相同的方麵，又有鮮明的中國特點。總的來說，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傳統決定了在這兩種思潮中沒有產生許多具體的派別，也沒有形成相互衝擊、對立的明顯態勢；然而，中國這兩種思潮的潛流及其來源似乎比西方現代兩大思潮本身的關係更為複雜，這主要表現為圍繞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涉及中國與西方、現代與傳統、理論與實踐等關係的相互交叉，它們的焦點則在於：第一，圍繞人本主義，有著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第二，圍繞科學主義，有著西方傳統科學精神與西方現代科學精神的關係；而在這兩種現象的更深層次，則還有中國現當代的精神需要、社會思潮與傳統哲學中的玄學與實用理性精神的關係，它們多方麵地影響到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創作思想、藝術思維方式和文學的精神意蘊。
科學精神：傳統與現代
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的“科學主義”，主要不是移植西方“現代”科學主義，而是借鑒西方“近代”科學主義，即自文藝複興以來至19世紀的理性的科學主義，在美學和文藝領域還特別包括了俄國19世紀以近代科學發展為背景的文藝理論與美學思想。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哲學中的“科學”，在實際內涵上，更多是西方傳統的理性科學精神，或者說，是西方傳統理性精神與科學思想的一種結合，是一種用以指導人生和社會活動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西方科學主義，不是以反傳統（反形而上學的方法）姿態出現的、以邏輯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特征的現代科學主義思潮。企圖用科學的方法證實哲學問題或人文科學命題，用以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堅持實踐論和反映論，推崇決定論和因果律，是中國現當代長達幾十年間最重要的一種哲學“實踐”，是一種新的實用理性精神的反映，這在文藝中有突出的表現。
第一，這種以科學精神為核心的思潮直接影響到文學價值取向及文學發展思路，成為對於外來文學和中國傳統文學采取何種態度和如何進行取舍的重要標準。“五四”時期新文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正是以這種科學精神作為反對舊道德和舊文學的武器的。在文學理論上，他們用科學理論來分析文藝的進步和發展，認為19世紀以後，是科學盛行的時代，是科學方法對非科學方法的變更，而中國文學的曆史性變革，最需要科學思想的洗禮。這正如茅盾所理解的：“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對於人生表現的努力是朝著兩個大目標的：更多的確實性和更多的科學性。”由此推論，他提出隻有經過自然主義的洗禮，中國文學才有可能接近現實，爾後才能提倡象征主義、新浪漫主義等等新的文藝潮流。在這種意識下，“用科學解決宇宙之謎”（陳獨秀語），用社會科學原理來藝術地理解和分析現實和人生，在作品中表現哲理和社會科學命題等，逐漸成為主要的文學觀念和藝術主張，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認為文學向現實靠近，在方法上注重客觀真實的反映是文學上的一種科學精神的體現。當時對於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提倡，也有認為中國文學缺乏真實性和科學精神這種意識的原因，這與“五四”時期的“科學”“民主”思想是一致的。
第二，西方傳統科學主義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還突出地表現在20世紀前80年中國文學藝術傾向的總體格局上。從文學藝術傾向的發展演變的角度來看，以“五四”時期為新的契機，古老的中國文學曆史長河在改變走向，加快了文學朝著強化客觀再現現實的方向運動的步伐，求“真”是其重要目標，它的背後則有科學精神的支撐。那時，站在這種文學潮流前列並推波助瀾的，是一些具有新的思想意識、帶有不同程度啟蒙色彩和科學精神的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等，他們大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組織者，又是新文學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參加者。他們提倡新文學，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們進行思想革命和社會改革的需要，對文學價值的判斷著重於思想內容、認識意義和啟蒙效果，而客觀寫實的文學無疑最適應這種需要。客觀再現因素的強化，除過中國文學自身發展規律所決定外，還為思想革命、社會改革等時代需要所選擇，而追求文學的“科學”真實性在當時成為文學參與這種社會實踐的一個重要體現，並認為強調文學客觀寫實，既是使文學成為思想革命的有力工具的重要一環，又是扭轉文壇風氣的關鍵。這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傾向和文學意識。在這種心態和意識中，就有著明顯的近代“科學”精神的重要作用。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形成以強調客觀再現的現實主義為主潮的文學思潮，固然有時代要求、現實國情等方麵的原因，但是，哲學思想上的這種影響作用也是十分強大而深刻的，因為“科學”精神在這裏既是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它直接影響到文學的藝術傾向。
第三，從現代文學觀念和創作意識來說，科學主義思潮同樣有著重要作用。陳獨秀說：“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周作人認為：“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我們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實在的情狀，與理想生活比較出差異與改善的方法。”胡適大力介紹易卜生主義，他對其理解為：“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瞿世英說：“小說的價值，便在乎能描述人生至於若何程度。愈能將一幅人生之圖描畫得逼真的，便愈有價值。”這些觀點所顯示的美學傾向正是，排斥那種對超現實的美的境界的追求，強調文藝與客觀現實的迫近，崇尚對社會人生的逼真寫實描繪；同時傾向於把審美情感理解為喚起日常生活情感，文學藝術美的價值依存於對客觀現實的再現。顯然，這既有對於文藝與人生關係理解上的原因，也有對於文藝功能要求方麵的原因，而其深層意識是要用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對中國傳統文學精神進行“洗禮”，以獲得不同於傳統文學的價值意蘊。正像“科玄論戰”中表現出的思路一樣，在文藝領域，對於文藝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也是要為文藝與人生找到一個切實的契合點，使文藝成為表現人生、同時也指導人生的武器。對文學的認識價值的追求，是由科學精神的融入而走向對現實真實反映、深刻揭示的觀點和體現。茅盾此後進一步提出的文學不僅應是一麵鏡子，它還應是一把斧子的觀點，在現代文藝理論中有相當的典型意義。它是科學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一種發展和反映。也就是說，文學不但要科學真實地表現生活和人生，而且要為社會革命、曆史發展藝術地找到“證據”，拿出確證，進而文學應該直接促進生活的變革和曆史的發展。這種文藝目的論，正是有著哲學思想上的理性精神和科學精神為理論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