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本主義一方麵是現實的需要和中國傳統實用理性精神的延續，一方麵則是受西方傳統的理性的人本主義的影響。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中國現代各種不同的文學觀念和理論觀點，就會看到它實際是以圍繞人與文學的關係而形成的不同文學價值觀的衝突。而對於絕大多數作家、理論家來說，在種種不同中，一個相同點是貫穿著一種理性精神，並將文學對“人的發現”視線主要投向對人的理性精神的發揚。中國現代少有西方那種與哲學思想結合在一起的文學家，或者用文學方式演義哲學觀點的哲學家，如薩特，也少有現代西方那種明確地以“人”為出發點進而研究世界的思路，而是把人與世界的關係作為研究對象，這是因為中國現當代社會基本上沒有大力張揚這種哲學思想的機會，也沒有把這種哲學觀念推向極端的可能。文學中的“人本”意識的體現，也大致帶有這種特點。中國現代所奠定的這種“人本主義”的模式延續到當代，其具體內容與現代有很大不同，但是其深層的結構並沒有根本變化。它在經過曲折後，一直持續到進入“新時期”。新時期前期（70年代中後期到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對人的重新發現和呼喚，文學對人的理性思考，對喪失理性的批判等等，如所謂“傷痕”、“反思”乃至“尋根”，都是對“人本”真實含義的恢複和呼籲，是對人由極端理性化而走向非理性化的鞭撻和反思。它反映的是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對人性的重新發現。這種“發現”仍然是十分理性的，或者說是對人的理性方麵的重新認識，它是在一種與政治相關的倫理層麵對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分，而不是對人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地位的爭論。換句話說，當時關注的還是關於社會政治的問題，是對壓抑人的美好精神的政治的抗議，而不是文化哲學的問題。我們可以列出一大批這一類在當時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品。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對於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現還沒有提到重要的位置，它的主體還基本屬於從20世紀初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理性的人本主義的文學線索。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隨著社會結構、生活內容和方式、文化心理、價值觀念等等方麵的變化，隨著西方文化的傳播，中國文學的麵貌發生了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深刻變革，這種變革不但把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現推向文學視野的前台，而且使以前文學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現得到了新的價值評估（比如對鬱達夫、沈從文、張愛玲的一些作品的重新評價中，實際就包含著對這些作品對人的非理性方麵表現的欣賞、肯定和價值定位），也使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一個事實：20世紀中國文學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現，構成了另外一條雖不明晰但同樣重要的線索。文學中的這種非理性的人本意識，是從兩個意義上去說的：一個是作家對於人的非理性方麵的表現；一個是作家非理性地表現人生和人性。當然，非理性表現方式既可以表現人的理性方麵，也可以表現人的非理性方麵；反之，理性的方式，既可以表現人的理性方麵，也可以表現人的非理性方麵。
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非理性的現象的源頭同樣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這個時期，西方現代人本主義的影響，是通過現代哲學和現代主義文學傳入中國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尼采的意誌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克羅齊的表現論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對中國文學發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西方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在中國產生實際影響，形成以強調主觀、自我、表現為特點的藝術傾向，不能否認有西方傳統文學中的自然主義人性論的影響，比如盧梭的浪漫主義的自然人性論的影響。但是，更重要的也許還是現代西方非理性主義的人本主義哲學思想的作用。這也許是中國新文學中的浪漫主義較少傳統浪漫主義中的“理想”、而多一些憤懣和感傷的原因之一。這種文藝思潮的出現，不僅僅是西方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影響，而相伴著它們的哲學基礎而來。受這種雙重影響，在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中，注重表現人的直覺、體驗、感受、情緒、潛意識等等，在方法上則運用象征、變形、心理獨白、精神分析等方法。“五四”時期人性的解放包含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解放並為其爭得地位。在“五四”時期較為集中的婚姻愛情小說中，文學對人的非理性因素作為一種被壓抑的人性得到肯定和張揚，許多作品把人的合理正常的生存要求、甚至生理欲望作為人性覺醒的一種體現，把它與反對封建壓迫和束縛聯係起來。這在創造社的詩歌和“身邊小說”中乃至魯迅等的創作中都有反應。如果說郭沫若的《女神》沒有正麵表現人的非理性因素卻借助於非理性的思維方式高揚了人性解放的時代精神的話，那麼，鬱達夫的小說創作中就有著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特別是人的欲望的直接剖示，有著人性在理性與非理性的衝突中的跌宕搖曳；如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以“狂人”的非理性的精神狀態成功地表達了作者理性的思考的話，那麼創造社的“身邊小說”就是在對自我的感覺、體驗的訴說和憤懣情緒的發泄中滲透著一種非理性意識。“五四”之後幾十年，陸續出現的受現代主義影響的文學現象，程度不同地都與對人非理性因素的探討和表現相聯係，如精神分析派、新感覺派、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等等。中國現代文學中這種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現，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一條奇異的風景線，中國現代那些突破傳統思想束縛，向封建理性和禁忌衝擊，具有驚世駭俗效果的作品多半與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現有關係。與此相映成趣，中國現代另外一些有特色的作家，主要並不以西方哲學中非理性主義為依據或對其進行圖解，而是以自己的文化意識、文化背景和人性觀念，著眼於對人性的哲理思考，將人的非理性的探討推向前進，他們重視人的自然生命狀態，表現人的感受體驗，肯定未經現代物質文明浸染的原始人性等等。就大多數作家的作品來說，他們表現了人的非理性卻沒有走向非理性主義，是因為他們把這些非理性因素作為正常人性來表現，在當時或自然、或生硬地與反封建和人性解放程度不同地聯係起來，體現著作者對文學終極價值的追求取向著眼於積極的社會作用。這或許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對於人性的“純思”表現的特點。
到了80年代，中國隨著“人的重新發現”，人本意識再次成為最重要的文學思潮，或者說其背後有著人本主義哲學思潮的作用。這種對人的新的認識，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肯定，最初是源於思想觀念的變化，爾後對它的真正的肯定並把它推向一個重要的位置，則是中國社會曆史的轉型及其引起的整個社會意識的變化。它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生活內容的變化和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的再度傳播，非理性的思潮逐漸占了重要的地位。非理性因素在中國文學中得到真正的重新崛起，也許可以把源頭追溯到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引起反響和爭議。張賢亮這些作品在表現人的理性受到壓抑、畸變扭曲之時，人的非理性的方麵仍在曲折然而頑強地表現，它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人的本能、人的生命力的自然合理地顯示。他的作品中對人的性意識的揭示，對人的饑餓狀態的描寫及其引起的心理活動的刻畫，堪稱對人的非理性描寫的極致。雖然，作者細膩地鋪張地對性意識的描寫和對性心理同樣深入的揭示，在當時和後來都引起爭議，但是，作者當時基本是以一種理性精神正麵表現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這一點上是適度的。這個特點反映的不僅是一個道德準則問題，而是透出了作家重新思考人的理性與非理性關係的一些信息，也是當時人們對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理解和認識所達到的程度的標誌。這之後，陸續出現了許多有實力的作家向這一方向靠近的趨勢，如王安憶、劉恒、莫言、鐵凝、蘇童等等，他們的作品不能說是主要對人的非理性的因素的表現，但是，非理性因素卻成為他們特別重視的一個極重要方麵，或者說在對人的理性與非理性衝突的表現中，把人的非理性的受壓抑和複蘇與人性的探討結合起來，他們中的一些人的一些極端的作品，則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人的生物本能提高到人的本體地位之嫌。與之不同，另外一些作家，如先鋒小說作者，則不僅有著較明確的哲學理念的支配，以之對人性進行探討，或者表現人的非理性，而且，他們的表現方式帶有明顯的“非理性”的傾向。這種文學現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新時期文學意蘊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表征。把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非理性主義精神“發揚光大”、並與世界“接軌”的是張藝謀導演的、由文學作品改編的一批電影，如他的《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等等。他用將文學作品改變成電影的方式把中國文藝中的非理性傾向推向一個高度。張藝謀的成功，就作品的意蘊方麵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得力於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張揚，或者是在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衝突中突出人的非理性的方麵。張的電影在選擇角度上和藝術處理上，看重的都是人性中的理性與非理性衝突以及這種衝突中非理性因素對於事件、情節或人性深度發掘的推進所具有的功能，或者是人性中的非理性的膨脹所導致的不同的結局。換句話說，他揭示人性的深度是以非理性為其主要向度的，他因對人性的拷問而使觀眾心靈震顫的奧秘在於他敢於觸及禁忌、表現越軌行為，並把它們解釋為一種勇敢地對假惡醜的反叛，一種人性的解放，一種能夠激起某種同情然而又帶刺激性的義舉，如《紅高粱》《菊豆》。他的電影具有相當多的觀眾，因為他對非理性方麵的大膽的展示，能給人一種隻有借助於特定的藝術形式而不能在現實中獲得的解脫感；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作品中人物的非理性展露與接受者的非理性的放縱有著對應的關係。從這個角度說，影響很大、而且爭議很大的王朔的小說，似乎也需要從這一角度進行分析。
王朔得力於對變動著的人的心理的及時把握，對社會轉型期文學功能的一種敏感，對人的心態和社會心理的及時適應。他比別人更直觀地意識到，一種既不同於傳統主流文化、不同於“精英”文化的世俗文化，在中國有著現實的基礎和深厚的傳統，它代表著為數不少的人的心態和精神需要。基於這種敏感，王朔的創作起初以玩世不恭略帶反抗情緒的意識對於“主流”文化進行衝擊，此後則有了強大的經濟結構的變動和社會意識形態作為現實基礎和深層動因而形成迅猛的發展勢頭。王朔及時揣摩和把握的心理就是這種文化背景下市民的世俗心態，或者說是社會普遍心理的市民化、世俗化傾向。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這個時代的一種普遍的文化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對人的非理性的張揚，就是非理性地去看待社會和體驗、享受人生。從這個意義上說，王朔的創作確可稱為一種文化“現象”。問題也許不在於王朔作品中的這些人有無“真實性”，而在於作者對於這些人物的態度；不在於它們是不是中國現實的“人生”狀態對人性的表現，而在於作者欣賞的是怎樣的人生態度和張揚人性中的什麼？這裏既涉及人生價值觀，同樣也涉及文學價值觀。如果認為中國現在與十幾年、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社會結構、文化意識、人生狀態、心理需求一樣，仍然是理性對人性的束縛而不是非理性的放縱，是道德的桎梏而不是道德的淡化，是缺少“寬容”而不是容忍罪惡，那麼“逃避崇高”、遊戲人生就真的具有某種反傳統、反封建、反精神控製的積極意義。然而，現實似乎並不是這樣，曆史轉型期的文化精神中，既存在著因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所帶來的文明進步，同時也帶來物欲橫流，人性中“惡”的膨脹，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曆史現象。而作為精神活動的文學，正是需要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自己的獨立意識和作用，一方麵需要對在這個曆史進程中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發展進行肯定和表現，另一方麵對於曆史進程中的並不利於曆史發展和人的發展的精神現象進行批判、鞭撻。據哲學研究者說：“道德狀況的惡化同世界範圍的市場化之間無疑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人的命運的不確定性，使得永生觀念必然被及時行樂的世紀末情緒所取代。而‘喪失永生的思想，就意味著文化的衰敗和死亡’。同樣，市場經濟也妨礙著人的‘積極自由’。市場經濟的交換行為，使人們必然按照外在尺度來塑造自己。‘上帝已死’也使得‘神的存在’成為不可能。世俗化傾向給‘我們這個時代造就了大批沒有任何信仰的人’。”而一些文學作品卻不無欣賞地把這樣的人所體現的人生精神當作時代的精神，為這樣的人生爭得“話語權利”。關於人本主義中的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似乎也不能回避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
人文精神的討論，以筆者淺見，問題不在於有沒有一種“人文”精神的存在，而在於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精神，“精神的侏儒化和動物化”與“人文精神的枯萎，終極關懷的泯滅”是互為表裏、有著因果關係的，它的實質就是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失衡，是極端理性化後的極端非理性化，是人的理性的“侏儒化”與動物性的放縱。我以為，人文精神的提倡就是提倡一種具有新的含義的理性精神，就是對人的存在意義、人的價值的重新思考估價，包含著對現實中的無是非觀和相對主義的反抗，對躲避崇高的心態的反抗，它反映了對人的無價值感、無意義感的焦慮；同時它含有以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對抗以非理性為特征的世俗意識和“科學真理論”的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20世紀中國人本主義思潮中理性與非理性衝突、失衡的又一次突出。它的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個問題探討的深入，或許正需要在關於人的理性與非理性問題上有新的共識。可以看出，中國現代作家對於西方非理性主義，與中國當代某些作家對西方非理性主義的態度是不同的，前者由於特定的曆史條件和文化背景，對其采取了克製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而後者則在新的時代條件和社會心理的作用下，采取了放縱和欣賞的態度。後者還得力於世俗精神的盛行和享樂主義的精神需要。當前的非理性演化為非理性主義傾向，是因為時代不同了。這是一個曆史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結構轉型的時代，是一個經濟基礎發生巨大變化因而引起意識形態相應劇變的時代；這又是一個刺激人的欲望的時代，是一個文明與愚昧衝突、禁忌與越軌較量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受到挑戰的時代，是一個容易喪失理性而放縱非理性的時代。這種背景容易為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膨脹提供機會。而且這似乎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中國的巨大變革還在繼續，非理性的因素仍然有著重要的表現機會。這種情景下文學對人的非理性所采取的態度及其效果，它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