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科學主義精神還直接影響到中國現代文學家的藝術思維方式，並滲透在創作實踐中，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的理性化特點。茅盾在“五四”時期就提出在創作中要有觀察和想象的能力，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而文學研究會關於要客觀地觀察、如實地描繪的寫實主義主張，也同時表明了藝術思維上的變化。分析、觀察、描繪、反映等概念，說明了作家意識內部對知、情、意三者的區分，也說明意識結構上的變化，即對於認知方麵的強化。這與中國古代文人的思維意識有了明顯的區別，與傳統文學藝術中的重“意會”、“傳神”、“頓悟”等思維方式有了很大不同。這種創作意識在現代文學中的反映十分突出。從30年代茅盾在《子夜》的創作中明確以文學參與社會科學論戰為創作出發點，到新時期的“改革文學”，占據作家創作意識主體的就是對於表現對象的科學分析，重視作品內容與社會現實的對應。現當代文學中的理論觀點的許多衝突、特別是圍繞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爭論、探討，幾乎都可以從它們與科學主義的關係中找到深刻的原因。
綜上所述，20世紀80年代前的中國文學中，科學精神先被認為是一種醫治傳統中國文學“虛假”的“藥方”；後又被實際作為現實主義文學主潮的思想理論基礎。在這裏，西方科學精神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文學觀點，與中國當時的社會實踐、與文學的曆史使命達到了統一；同時，這種哲學精神與中國傳統的實踐理性精神也有著深層的契合，與中國傳統的重實用的文學理論，與“興、觀、群、怨”的文藝觀念一脈相通。“科學”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影響到文學活動的各個方麵。比如，強調綜合分析的方法，突出觀察和如實描寫，排斥形而上學和思辨精神，用社會科學理論形象地反映現實，強化客觀真實而不是心理真實。沒有“原罪”之類的永恒主題，也少有如西方現代主義對於哲學先驗理論的演繹，著重探求社會的發展道路和曆史規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表現人在階級鏈條中的位置和所處的環節，理性地描寫人的心理變化，探索人生道路。作家用切身的回憶和血與淚的真實對推翻舊製度提供具體形象的“實證”，追求文學的曆史感，強調文學意蘊的認知成分。創作中少形式、語義、結構等方麵的意識和執著追求。這些都與科學精神的強化和文學的認識價值、曆史價值追求目標相一致。這大致可以說是占據20世紀中國文學主導地位的側重再現的文學的精神特質和哲學意蘊。進入新時期後情況有所不同，傳統的科學精神被揚棄，代之而來的是西方“現代”科學主義。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受西方現代科學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把追求哲學含義，追求哲學意義上的科學、實證、“純粹”真實作為文學“深刻”“嚴肅”的一個重要方麵，從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技巧的借鑒、實驗，到語言結構、敘事方式等方麵的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其背後有著西方科學主義哲學觀念的支配。這種思潮的傳入，對於衝破傳統文學觀念的束縛，豐富和變革文學創作方法，促使文學藝術價值向多元方向發展，推動中國文學話語向世界文學靠近等等，無疑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這種思潮對於改變中國文學的局麵、使之蘊含多維價值內涵也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但是，這種科學主義思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在中國社會、中國文學的一個新的轉型期，亦即人們重新認識、理解、確認文學角色和地位的時期，因此，這種思潮有意無意成為文學“重建”的一種理論依據、甚至直接的“操作”方式，出現了由試圖對文學“科學”地解釋而改變文學“本性”的傾向，它的極端可能是另一意義上的“科學”對文學特性的否定和文學本身的“消解”。
問題也許主要不僅在文學受到哲學思想的影響，還在於20世紀哲學本身也陷入了困境，特別是西方現代科學主義哲學麵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偏執。“哲學的實證化乃是這種偏執的代表……實證化傾向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麵把哲學引向歧途：在內容上拒斥形而上學，使哲學變成一種在視野和預設上都混同於科學的東西，從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在形式方麵，則追求表達上的清楚明白，試圖用科學語言來談論哲學問題，結果遺忘了‘為了正確地討論內容實質起見，雙方均必須進入哲學的領域’。”哲學上的科學主義對於文學的副作用和負效應，也許就在於一方麵把文學“變成一種在視野和預設上都混同於科學的東西”，從文學的終極目標、本質特性等“內容”方麵對文學進行釜底抽薪的顛覆；另一方麵，試圖用科學語言來談論文學問題，使文學領域也彌漫一種“極端形式化的技治主義思想”，從而從文字的“形式”方麵對這門特殊的語言藝術進行全麵的“解構”。比如當文學語言方式探討的目的為了更好地達到某種明確的文學價值目標時，它還是文學“內部”本身的探討，而當這種語言的探討及其結論與文學本質特性的重新定義等問題聯係起來時，當把這種理論解釋運用於文學創作實踐時，它就實際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欣賞和研究的範圍，就是文學的一種“哥白尼式的革命”，一種對文學的哲學的重新理解和解釋，一種從語言入手對文學的“科學”解剖，讀者麵對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而是科學分解後的“零件”和“結構”。它的極端就是從科學主義走向“技治主義”，從而使文學失去它的獨特的視野和價值預設，或者使文學變得陌生和難以理解。這到底是使文學更加接近它的本體呢？或是使文學失去自身？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需要從哲學角度探討的文學現實課題。現代科學主義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的全部後果或許還需要隨時間的推移方能真正理解，但這一現象本身及其對於當前文壇所起的作用，卻是值得認真思考的。
科學主義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的利弊得失，要從中國文學的總體的曆史發展走向和結果來看。就有利的方麵來說，西方傳統科學精神與中國傳統理性精神的結合，確如新文學的倡導者所預想的一樣，對於中國傳統文學起了某種扭轉方向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說，它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所一貫倡導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方向是一致的，與“求真”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曆史和認識價值的強化與之有一定的關係。這對於改變中國文學的傳統麵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學主義思想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也有著不利的方麵，這主要是：第一，這種潛在的哲學意識，強化了把文學等同於一般社會科學的觀念，使文學向“科學”靠攏，它的極端化是使文學機械地、“科學”地而不是能動地、藝術地反映現實，從而在深隱層次形成一種以“科學”地反映現實即為藝術之“真”的文學意識，加重了文學的理性化色彩，這片麵地擴大了文學的認識價值而極大地局限了文學的其他應有之義。第二，這種“科學”精神滲透到文學創作過程中，形成以科學“技術”理性支配創作意識的思維模式。比如，不是強調作家對於世界、人生、現實的獨特的理解、感悟、體驗，而是強調用科學原理來解釋社會，並與現實對應。文學的特殊性被科學觀念所束縛，被這種哲學意義的追求所左右。而問題在於，現當代中國的哲學、包括科學主義哲學思潮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哲學的科學化影響至今也並沒有完全消除。在從蘇聯引進的教科書裏，我們就能看到大量的這類影響印跡。教科書裏的基本哲學範疇，如物質、運動、時空、規律、因果、必然性等等，當初是從科學概念直接搬運過來的，至今對它們的所謂哲學解釋，體現的仍然主要是科學（而且是那一時代的科學）的觀點，例如規律的理解基本是如此。另外，適應科學的要求，教科書把哲學理性化，重視認知理性的意義，不重視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像意誌、情感、目的、欲望這些範疇都未給予應有的地位。”“科學的真理論被歸結為認知性的科學真理論。”熟悉現當代文學的人大概不會不由此想到，在幾十年的文學曆史中，上述從外國教科書引進的哲學概念，也曾經是文學理論中的常用術語和概念範疇，我們的文學在一個時期所追求的哲理實際就是這種有局限的哲學概念，我們追求的“真善美”可能就受製於“科學真理論”的支配。我們的文學批評所讚揚的某些作品對曆史規律的揭示，文學研究對於文學史規律的勾勒，也有可能把這種科學主義影響下的創作軌跡作為文學進步的規律來肯定。這樣分析，不是要否定對文學規律、因果關係等的研究價值，而是在於說明，科學主義哲學思想的膨脹實際使哲學自身受到危害，不言而喻，當這種受危害的哲學思想作為一個時代重要的文學理論依據或創作意識時，它的片麵性就不能被忽視。
人本意識：理性與非理性
20世紀中國哲學思想在很長一個時期是“科學主義”占了上風，並逐漸由馬克思主義占據主導地位，但是“人本主義”思想卻不但沒有完全被取代，而且以其特有的內容和方式構成重要線索。而圍繞人本主義，傳統的理性主義與現代非理性主義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換句話說，在中國實際形成了以理性為特質的“人本主義”與以非理性為特質的“人本主義”兩種不同思想傾向，它們之間的關係及其演化極大地影響到中國文學的意蘊。一般意義上的非理性與理性一樣，是人的精神現象的不同方麵，本身並沒有是非之分，不應揚此抑彼；而當它們被推向極端、成為某種“主義”後就產生了片麵性和謬誤。“理性”，是指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或以此形式進行的思維活動；與理性相對而言的是“非理性”，它指人的本能、直覺、情感、無意識等因素。理性主義則是隻承認理性認識的可靠性，否認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經驗，因此它又被稱為“唯理論”而與“經驗論”相對；而非理性主義，則是把人的非理性因素誇大、上升到人的本體的地位，看做人的本質。文學對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理解和表現，在某個具體作家身上或某個文學派別中並不是界限分明、決然對立的，而往往呈現出相互矛盾又相互統一的複雜現象。這是正常的，因為作為文學表現對象的人，作為文學深入揭示的人性，本來就是理性與非理性相互衝突又共存於一身的。而作為文學曆史中的一種整體現象，這種或突出理性、或偏重非理性的傾向就具有複雜的原因而值得特別關注了。西方傳統人本主義呼喚人的覺醒，肯定人的權利、價值，高揚人的主體精神，承認社會的客觀規律，在哲學上，作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爾的哲學理論和美學觀點是它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水平。他的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論斷以及由此而展開的美學體係，充分反映了黑格爾理性主義的“人本”色彩。而現代人本主義與傳統的黑格爾的人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是非理性主義或反理性主義的。現代人本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特點，表現在否認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否定理性思維能力，崇尚意誌、直覺、本能、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並把它們提高到人的本體的地位。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以理性為特征的傳統人本主義，與20世紀以非理性為特征的現代人本主義在20世紀初幾乎同時傳入中國，而隨著“五四”前後思想啟蒙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在思想文化界和文學藝術領域產生了實際影響。中國文學中的人本主義思潮，也以80年代為其基本界限，表現為兩種不同的麵貌，有著兩種相互聯係又有明顯區別的意蘊。這兩次“人本主義”思潮有著不同的中國現實背景和世界文化背景，有著不同的內容和表現方式，它的焦點在於：前者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中，以理性的人本意識為主要特征；後者則發生了由重理性的人本意識向重非理性的人本意識的深刻轉變。換句話說，從20世紀初到80年代前，在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中，是理性意識占主導地位，這種理性既有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精神，又有西方傳統的理性精神；而到80年代後，文學中對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表現，在經過衝突、並存、失衡之後，一時有著非理性占據主要位置的傾向，或者說是對人的非理性的表現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潛在的創作意識，並在實際上被作為文學發展或意識進步的標誌；許多作品（文學作品及其改編的其他藝術作品）借助於對非理性的張揚而獨領風騷、名揚四海。
這時，或可說非理性因素已經開始演化為一種非理性主義的傾向了。在這種傾向中，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而中國現實社會轉型的時代特點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會意識也表現出對非理性的“需要優勢”，文學中的非理性主義正是對此需要的一種滿足。回顧這一演變過程，對於認識和理解當下中國文藝界的現狀是有意義的。首先，從縱向發展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中貫穿著一種雖有曲折但並未消失的“人本”意識的線索。20世紀中國的曆史特點、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決定了從世紀初到改革開放前的相當長的曆史階段，沒有、也不可能產生與西方那種現代人本主義完全相同的思潮及其“現代主義”文學，也沒有對於“人本”的持續地哲學思考和理論探討。但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並不一般的忽視人的問題，相反，它不斷地呼喚著“人”，形成了中國式的人本主義文學思潮。它以對“人的發現”、對人性的呼喚和人道主義精神的張揚以及“人的文學”的提倡為重要標誌，它集中地體現在“五四”新文學與新時期文學兩次重要文學變革及其隨後的嬗變中。“五四”時期“人的發現”，人本主義思想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新文學運動及其參加者承擔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有過“人的覺醒”的曆史過程，有過對人性的不斷呼喚的追詢，有啟蒙主義、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理論，有對“人的文學”的提倡，有創作中的“問題小說”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對下層社會人的生存的關注和苦難的揭露，還有文學表現“普遍人性”的理論觀點。“五四”之後，二三十年代對人走向社會後的道路、精神狀況的追蹤表現，40年代對不同條件下的人的處境、心理、精神追求等的表現，五六十年代文學所提倡和設計的“理想人格”等等，都是一種建立在對人的理性思考的基礎之上的、與傳統科學精神結合在一起的理性人本主義思潮的演變。這種文學精神所蘊含的哲學意味是，認識人的價值、權利、意義，確立人在社會發展中應有的位置和作用，發揚人的理性精神，理性地認識人在社會曆史中的意義和價值，等等。它始終在深層製約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精神意蘊和主題。其次，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以“人的發現”、“人性解放”、“人的發展與曆史發展”相統一為基點而展開的是十分複雜的認識層麵，在這些不同層麵中作家進行著各自不同的人生世界的藝術建構，從而從不同的角度共同體現了一種“人本”文學思潮。比如，魯迅在前期以個性主義和進化論為武器，提倡改造國民精神的觀點及其在創作中的體現，有著一種深刻的與現實息息相關的人本意識和理性精神。而他對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肯定和表現，因與對人的全麵發展相聯係也具有重要的時代特色和現實意義，它共同標誌著文學中人的解放的動向和在這一時期達到的範圍。
周作人提倡以“人間本位主義”為核心的人道主義，看到的是獸性的泛濫、人性的淪喪，進而把人性的恢複主要理解為個性的充分獨立和自我價值的提高。梁實秋以文學要表現永恒的、普遍的“健康”人性而聞名，他用白壁德人文主義和抽象人性論的“眼光”看待人生，提出自己的文學價值觀。稍後，從下層社會步入文壇的老舍，不但深切地體驗到罪惡的社會製度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看到人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裏去的嚴酷現實，而且強烈地意識到古老的傳統文化對人性正常發展的嚴重束縛和對人的靈魂的戕害。他因之幾乎和魯迅一樣，自覺地去探索中國民族性格的重大問題。不用說，老舍關於人對文學需要的理解就有著自己獨特的角度和出發點了。諸如此類的例子難以盡數，相互之間明顯和微妙的區別更是難以描繪。這說明，現代作家對於中國傳統理性的批判並沒有導向非理性主義，他們義無反顧的反傳統也沒有西方現代人本主義陷入純理論的思索和“科學”的邏輯實證。其三，中國現代文學家因對“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對人的發展及其實現途徑的不同理解而直接關係到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創作麵貌，這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了人本意識在文學中達到的深廣度。現代作家們在具體到什麼是人的真正的發展，什麼是真正完美的人生理想和人性，以及什麼是達到這種境地的途徑時，人們開出的“藥方”、提出的方案就迥然不同，對文學需要的理解就出現深刻的分歧和對立。有的把人的發展理解為政治、經濟地位的獲得；有的理解為個性的充分獨立；有的理解為美好的人性的複歸；有的理解為理想人格的重建。而其途徑，有的理解為經由階級的、民族的群體奮鬥，把族類的解放和新生看作人的發展的具體表現；有的理解為精神的改良和人性的健全；有的理解為人格的自我完善等。這樣，實踐的革命者更多地需要文學成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直接的教育、激勵甚至宣傳的需要就顯得重要；思想家和啟蒙主義者更多看到文學精神武器的作用，著眼於重建人的道德意識、精神結構方麵的需要，以及認識和批判的需要。“純粹的”美學家、藝術家則往往從維護文學獨立性和抽象人性的角度，強調文學“本來”“應該”去滿足人的何種需要，而不大顧及文學與現實具體人生狀況的問題。但是，無論在人的問題上有多少種分歧和衝突，而理性地思考人的問題，思考人與曆史文化的關係，是一個最重要的相同點。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明，中國現代以不同的對人的思考及其結論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中國式的人本主義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