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中後期，是我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它經曆了極為艱難曲折的曆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學對理想人格的呼喚、設計始終未曾中斷，盡管今天我們對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不同的評價，但它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形象及其對民族心理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它曾代表了我們民族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曆史時代的人格主體和理想人格的特點，也從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中國人民覺醒的過程、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過程，以及重鑄民族性格的艱難曆程。它構成了雖複雜多變卻又有內在一致性的文學現象，其核心就包括了人格取向和人格準則的基本相同性，比如，重群體，重共性，重人的政治品格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重自我的克製約束，強調個人對社會的服從，對階級、民族的義務和獻身精神，以及對“重義輕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價值觀的尊崇等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主要是從發展態勢著眼的“概觀”，是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不同階段相互比較中對這一具體階段特征的素描，而這一階段本身則是非常複雜的，除過上述共同性之外，還有許多不同性，這不僅表現為理想人格設計中，縱向曆時態的相互比照甚至衝突，而且表現為橫向共時態中人格取向和準則的意向交錯（特別是三四十年代）。
傳統人格的批判與再造
文學的價值，文學的功能，文學對於人生的作用，如果不是處於特定的曆史時刻，一般來說並不要求體現在文學直接地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提供仿效的榜樣上，而多是通過具體形象所蘊含的人格準則和行為規範來影響讀者的精神和意識。中國現代文學固然有著強調文學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的理論和實踐，有要求文學直接為人“指路”的價值目標，但是更重要的、更大量的是通過人格的塑造，表現作者的人生態度和追求，並對讀者進行人格方麵的潛移默化的教化。所以，對於傳統人格的批判，對新的人格的描寫和再造，是新文學的一個潛隱係統，是文學最接近人生並改良人生的一個層麵，也是滲透進作者意識最多、最直接的一個層麵。現以幾位重要作家的創作為例試作分析。
魯迅的創作中，對於個體人格的揭示和新的人格的再造，既是他“個性張，由是轉為人國”的主張在文學領域的具體實踐，也是通過個體人格的探討達到探索國民性的中介。他對國民精神的關注、對“立人”的強調，如果沒有對於具體人格的揭示和表現這一環節，就隻是一個沒有具體內容的抽象的理論框架。同時，魯迅對於人的精神狀態的特別重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現實人格的剖析和理想人格的設計。在《呐喊》和《彷徨》中，魯迅對知識分子和農民群眾題材的表現，實際也是對中國當時最為重要的兩類社會力量身上所具有的不同人格類型的揭示和追蹤。就農民群眾的描寫來說，魯迅通過表現他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和文化精神環境，剖示他們畸形人格形成的深層原因。就知識分子題材來說，魯迅對舊知識分子進行了道德方麵的人格批判，對於新知識分子，則揭示了他們人格中新的因素及其人格觀念容易反複和動搖的精神悲劇。從這個角度來看，魯迅對於新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沒有雷同和重複，狂人、魏連、呂緯甫、子君、涓生等形象，各自都有人格方麵的豐富的內涵。例如，呂緯甫在十年後的頹唐、敷衍人生，如蠅子一樣飛了一圈又回到原處，實際就是他的人格意識的停滯和倒退。魏連則是以孤傲超群的個體人格意識反抗社會失敗後，人格變得畸形扭曲。而子君前後的變化和最終的悲劇，貫穿著一條人格意識的線索，即由最初的獨立人格到後來的依附人格的變化。子君這一形象的獨特價值之一，就是對於覺悟後的中國知識女性的人格的探討和追蹤，並且達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在人格這一層次上，子君的內涵甚至較娜拉豐富和深刻。魯迅的《故事新編》也顯示出魯迅對於人格問題的深入探討。對“故事”進行“新編”所遵循的思路是對不同人格類型及其精神特質的剖析。格式的特別和筆調的“油滑”在一定意義上突出了這種追求的意向。女媧、大禹、墨子、羿、眉間尺等等，這些民族的“脊梁”，最為重要的特點是他們都有一種不屈不撓、充滿進取和鬥爭精神的人格感召力量和意誌力量。而老子、莊子、叔齊、伯夷等曆來被尊奉的理想人格及其所代表的君子風度受到魯迅的諷刺批判，其鋒芒所向並不在他們的道德和品行方麵，而在於他們人格中的無是非觀點，退讓、柔弱的性格，無視現實、空幻的精神等等方麵，並對曆來被尊崇的傳統理想人格提出了尖銳的批判。這些不同的人格類型是存在於不同的時空內的，魯迅采取“故事新編”的、非“現實”的方法正適合他的藝術目的。魯迅的雜文所謂“砭痼弊常取類型”，這類型，可以看做是人格類型。郭沫若認為詩是“詩人人格創造的表現”。他的詩歌創造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理想人格的設計。
茅盾的初期小說創作對於人格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野薔薇》《蝕》三部曲和《虹》對於女性的人格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茅盾說，《幻滅》中“那三個女主角絕對不是三個人，而是許多人——就是三種典型”，“幻滅》《動搖》《追求》這三篇中的女子雖然很多，我所著力描寫的卻隻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同一類型。靜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許有人要罵她們不徹底，慧女士、孫舞陽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淺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讀者並不覺得她們可愛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寫的失敗”。茅盾在這裏顯然還不是以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標準去評價他的人物形象的意義，而是對人物所具有的人格特質進行分析。茅盾更多的是對孫舞陽型的女士進行肯定和讚賞，並且把前一類型用來與之做對比。在茅盾看來，盡管孫舞陽們有許多不足，甚至在道德行為方麵有讓人難以接受和產生同情的方麵，但是，從人的曆史發展、從人的個性解放的角度來說，她們的人格結構中出現了某些充滿希望的新因素，她們具有新時代女性的本質特征，因此她們比靜女士和方太太更值得肯定。這種對於人格剖析的意識，在短篇小說集《野薔薇》中就有表現。他在《寫在野薔薇的前麵》一文中，針對有人認為《詩與散文》太肉感，或者以為是單純的性欲、近乎誘惑時，他辯白道：“如果《創造》描寫的主點是想說明受過新思潮衝擊的嫻嫻不能被拉回來徘徊於中庸之道，那麼，《詩與散文》中的桂奶奶在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之後，也應該是鄙棄‘貞靜’了。和嫻嫻一樣，桂奶奶也是個剛毅的女性，隻要環境轉變，這樣的女子是能夠革命的。”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茅盾是對於某種類型的人格進行分析，而不是進行政治和倫理的評價。愛情或性的描寫是從一個特殊的隱秘的方麵揭示人格的深層特點。
巴金爭議很大的“愛情三部曲”，以霧、雨、電來象征三種不同的人格，實際也是對變動中的青年人格的一種檢視，由此顯露出作者自己的人格理想。巴金說：“這三部曲所寫的隻是性格，不是愛情。”“它不是普通的愛情小說，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寫。”“要主要的描寫出幾個典型，並且使這些典型普遍化。”其所以披著愛情的外衣，是因為在愛情上麵下手，便於顯露人物的真麵目，便於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巴金在這裏說的性格與茅盾當時的理解有相同之處，主要也不是進行道德倫理的評判，而是對人格進行分析，有著作者鮮明的人格態度和人格理想。《霧》中的周如水，性格柔弱模糊如“霧”；《雨》中的吳仁民，性格浮躁粗暴如“雨”；《電》中的李佩珠，性格如“電光”閃爍“近乎健全”。作者在描寫中對霧一樣的性格給予否定，對於雨一樣的性格寄予希望，對於電一樣的性格則予以充分肯定。這種評判標準就是看其是否具有強勁的人格力量和反叛精神。巴金所肯定的人格指向與茅盾大體上是一致的。這種人格傾向性，在後來曹禺的幾部話劇中得到了繼續和深化。《雷雨》中的繁漪、《原野》中的金子都是帶有乖戾、野性的女性，有著被傳統道德視為大逆不道的越軌舉動，但是，作者卻對她們給予熱烈的讚頌和同情，對於她們的悲劇主要不是從個人品行道德方麵找原因，而是從客觀方麵找原因。曹禺的同情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如同魯迅對於狂人、魏連，茅盾對於孫舞陽、桂奶奶，巴金對於吳仁民、高覺慧的肯定一樣，是肯定他們人格中所具有的那種狂狷、野性和困獸猶鬥的精神。這種人格特征是他們當時所能意識到的理想的民族精神，是與傳統人格迥然不同的。這類人格多帶有個性主義的特點，但是卻不是用個性主義可以概括的。
如果說，上述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多帶有理想人格的特點的話，那麼，另外一些作品則是對於傳統人格的批判。魯迅之後，葉紹鈞、王魯彥、張天翼、老舍、蕭紅、張愛玲等人的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對於“老中國的兒女”的性格作了揭示，其中老舍的貢獻是突出的。
這些現象說明，中國新文學中，對於人格的批判和再造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潛隱係統，是我們把握文學價值意蘊的一個重要的方麵。下麵對人格再造係統予以大體描述。
（一）“老中國的兒女”靈魂的揭示
“老中國的兒女”是茅盾在20年代對魯迅小說《呐喊》中所塑造的人物特征的一種概括。茅盾解釋說，“老中國”，並不含有“已經”過去的意思，照理說是應該被留剩在後麵而成為“過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國很難講，所以《呐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國的兒女”，我們在今日依然隨時隨處可以遇見，並且以後還會常常遇見。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著幾千年的傳統重擔子，他們的麵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詛咒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凜凜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揭示“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是20世紀中國文學曆久不衰的課題，顯示著文學對於傳統人格的不斷剖示的過程。開先河並同時達到高峰者是魯迅的《呐喊》《彷徨》，繼之有葉紹鈞對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灰色人生的描寫，鄉土作家對於農民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揭示，張天翼對市民意識和畸形人格的諷刺，而老舍對城市生活和市民性格的傑出表現，把“老中國兒女”“精神奴役的創傷”的剖析推向又一個高峰。另外，蕭紅、張愛玲、錢鍾書等的創作，也都有對這類主題的揭示或觸及。
“老中國的兒女”們，或者有著醉生夢死的灰色人生，或者是“心髒麻木的然而又張皇敏感的怯弱者”，或圓滑到連自己都沒有，或“在物質生活的鞭迫下，被‘命生定’的一句格言所賣，單獨地艱苦地掙紮著。”他們的人生充滿著“幾乎無事的悲劇”。他們的人格受到物質和精神雙重的擠壓。懦弱、柔順、馴服、退讓、保守、無進取心、自私自卑、麻木、冷漠等等，成為他們人格的主要方麵，由此構成國民整體的劣根性和愚弱精神。
揭示“老中國的兒女”精神狀態，畫出國人的魂靈，通過再造新的人格從而重鑄民族精神，是中國新文學最具價值意義的方麵。這種批判，一直延續到21世紀中國文學創作中。比如，新近出版的餘華的長篇小說《兄弟》中，我以為就浸透了作家的價值批判，隻是把這種批判以反諷和誇張的形式客觀地表現出來，似乎是一種無奈，但實質上是真正的清醒。在中國一個叫劉鎮的地方，一個在十四歲偷看女人屁股而身敗名裂的李光頭成了超級巨富，成了時代英雄和成功人士，一個破罐破摔、將恥辱做資本的人成了令人羨慕的人物；一個溫文爾雅、曾經的好青年宋鋼，在患難與共的兄弟與自己妻子尋歡作樂之時自殺；一個美麗矜持的女人林紅最後倒在了侮辱過自己、深惡痛絕的男人的懷抱……李光頭用各種能想到的“傳統”和“反傳統”方法，費盡心機追求林紅都無法奏效後，卻由於強大的金錢勢力輕易俘獲了林紅。一切都不可思議，一切又都是現實，都可以理解，一切如夢似幻，一切都真真切切。沒有什麼法則讓你遵循，隻有既成事實讓你目瞪口呆。餘華所作的藝術描寫，高度概括，極度深刻，喜劇中蘊涵悲劇因素。在這裏，我總無法排除把李光頭與阿Q聯係起來的念頭，已經“大團圓”的阿Q精神在李光頭身上得到複活與變異。劉鎮仿佛就是發達了的未莊、魯鎮，在那裏，我們能看到眾多的換了新麵孔的“老中國的兒女”。
（二）時代激流中“新人”品格的追蹤
20世紀畢竟是中國曆史走向現代化的時代，是不斷造就出“新人”的時代。描寫“新人”進而追蹤“新人”的人格特征，是這個時代文學另一個重要的課題。所謂“新人”是一個含有具體曆史性的概念，一般來說指具有先進意識和人格追求的先覺者，他們總是在對自我、對世界的認識上高於同時代人。辛亥革命前後文學中還沒有明確的“新人”的出現，也少有對於“新人”的超前的探索。它的“新人”形象是在此後以反顧的視覺得到表現的。“五四”時期的“新人”多帶有理想的色彩或一定意義上的“超人”精神。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富於反抗、具有創造精神，以與傳統道德意識決裂的姿態出現，等等，構成這一時期“新人”形象的特點。“新人”的出現，是新型人格的出現。當時的一些優秀作品還揭示了由傳統人格向新的人格轉換過程中的精神曆程和曲折，如魯迅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淦女士和盧隱的小說。20年代中後期，“新人”具有和社會運動結合的特征，人格置於曆史潮流中去考驗。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時代新人，在時代潮流麵前，其人格不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諸如堅強、勇敢、高尚、智慧或軟弱、動搖、卑下等），而與一定的道德態度、意誌目的、人生目標等具體結合了起來。他們的不同的道路的選擇和人生曆程，有著人格方麵的原因，有著作者的人格評判。隻是多年來，人們對這個時期“新人”的研究過分地注意了其與曆史潮流的關係，而多少忽視了他們作為中國文學人格再造係統的一環的意義。對“新人”的追蹤一直持續到40年代以至更遠。隻是在後來“新人”的品格轉向新的時代的主人即工農兵身上。
（三）精神重負下知識分子靈魂的拷問
在知識分子的人格結構中，最充分地體現著曆史潮流動蕩所鐫刻的先覺者的心靈印跡，同時也最深刻地顯示著中國傳統人格深隱層次的積澱。在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和表現中，其中最具魅力的，是少數“殘酷的天才”對精神重負下知識分子靈魂的拷問。魯迅、鬱達夫、丁玲、巴金、沈從文、錢鍾書、路翎等在這方麵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或者說各有千秋。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值得研究的形象中大半與此相關。
對於知識分子靈魂的拷問可以說是現代文學反複探索的一個主題。這個主題的出現，乃是因為知識分子作為先覺者，在他們身上有更多的精神方麵的意義可以發掘，較能體現人性深層的底蘊與時代潮流碰撞產生的波瀾，較易追蹤和剖析新的人格出現後的變化軌跡。而且，知識分子是精神的重負者，他們有比常人更多的思想，也就有更多的精神負擔，他們的靈魂也就備受煎熬，通過他們剖示於人的東西也就加倍的多。
魯迅和鬱達夫對靈魂的拷問，都帶有自剖的特點，而魯迅融進的更多的是哲理性的思索和終極性的追問，鬱達夫則是深入潛意識的情感性的體驗。在“拷問”的方法上，魯迅是深入肌理的解剖，鬱達夫則是大膽的自我暴露。在這兩方麵，都對後來的創作產生了影響。而丁玲筆下的莎菲、巴金筆下的高覺新、沈從文筆下的“八駿”、錢鍾書筆下的眾文人、路翎筆下的蔣純祖等，其靈魂都被“殘酷”地拷問。在作者客觀的冷靜的敘述中，或許多少都流露出自剖的特點。
知識分子靈魂的拷問，批判鋒芒最終不是指向知識分子本身，而是追尋造成精神悲劇的社會曆史、文化原因，較少從人性或“原罪”的角度進行開掘。就是說，在這個領域內，同樣表現著中國現代文學重認識價值和社會批判功能的特點。
（四）傳統平民理想人格的欣賞
傳統平民理想人格的表現，主要在張恨水和大量的現代通俗小說中得到繼續。張恨水的章回小說滲透著平民的意識和理想，作品中的人物有著界限分明的倫理道德的評判，作者所肯定的人物是傳統意義上的理想人格。《啼笑姻緣》《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代表作品中，好與壞、正義與邪惡、高尚與卑下的對立就是人格的對立。他的作品擁有大量市民階層的讀者，原因之一就是這類作品能以故事衝突的鮮明和情節的曲折細膩來滿足讀者消遣的需要，滿足對於社會不滿的發泄的需要。他的故事的模式化和人物的定向化，也在於他的人格的模式化和定型化。
（五）審父意識與否定人格的塑造
現代文學中的審父意識是與反封建的時代特點一致的，“父親”是家族的代表，也是封建統治的象征。現代文學否定性人格的剖析多從父親（老爺）身上開刀。四銘（《肥皂》）、魯四（《祝福）》、高老太爺（《家》）、吳老太爺（《子夜》）、蔣老太爺（《財主底兒女們》）、周樸園（《雷雨》）等受到批判和否定的形象，多是以封建主義的代表出現的，個人的道德品行也被看成是封建當權者必然的普遍的行為。於是個體人格的批判就具有社會製度和道德倫理批判的意義。
此外，儒、道、釋文化中的傳統理想人格精神，在現代文學中也有一定的繼承和演變。周作人、林語堂對於道家哲學和思想意識的欣賞，“革命文學”對於儒家理想人格精神的變易，蘇曼殊、許地山對於佛教道義的闡述和藝術表現（如《綴網勞蛛》《商人婦》等），都與人格問題相關。還有對曆史轉折期“邊際”人格的審視、現實擠壓下的人格變形的描寫和理想人格追求中的痛苦體驗的表現等，都是現代人格再造的內容，這裏不再一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