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者是有緊密聯係的，但並不是沒有區別的。如果為寫人而寫時代，那麼，這裏的“時代”就可以理解為現實主義文學所強調的典型環境，二者是典型環境與典型形象的關係問題，這既符合現實主義文學的規律，也符合文學作為“人學”的特性。但如果是為了寫時代而寫人，通過人的命運、人生曆程來證明曆史變化和時代特點，這樣的文學就會有較多的社會曆史過程的描繪而少有人文精神的蘊涵，因為它關注的不是個體的生命過程，而是時代特點，創作重心已經轉移，其中最關鍵的是不再將文學視為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而是對社會過程的解釋，寫人是為了說明時代特點，寫人的歸宿是寫曆史和回答社會科學命題，其落腳點在曆史或時代，而把“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置於後台。簡言之，它解釋的是時代，這實際已經進一步靠近了曆史哲學的任務而偏離了文學的特性。這雖然也有價值，但其價值意義卻主要是“曆史的”而不是“文學的”。這就是說，實質不在寫什麼，而在出發點和歸宿是什麼。茅盾正代表了把曆史和社會過程的解釋作為文學重心和歸宿的傾向，並一直影響到後世。平心而論，茅盾的《子夜》《春蠶》《林家鋪子》等，作品主人公都可以說是性格比較豐滿的藝術形象，現代文學也需要這樣的形象。然而，這些形象的意義卻被局限在時代特點怎樣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的解釋中。不錯，小說也寫了吳蓀甫、老通寶、林老板的人生曆程，寫了他們的搏鬥和掙紮，但作者將他們搏鬥的對象和戰勝他們的真正對手在本質上解釋為“時代”、“社會”和“階級”，而不是“人”，主人公無論如何都會是一個失敗的結局，最終一無所獲。這使我聯想到一個看來似乎沒有關聯的作品，就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那位老漁民在與鯊魚奮力拚搏而最終一無所獲這一點上，與吳蓀甫、老通寶、林老板是相似的，他們的搏鬥過程同樣的驚心動魄，隻是對手一在“自然”，一在“社會”。然而，我們在老漁民的搏鬥過程和結局中體悟到的是人的生命力的頑強和抗爭精神，而在吳蓀甫們的搏鬥和結局中看到的是社會力量對人的命運的“決定”和時代對人的製約。換句話說，海明威最終讓讀者“理喻”的是人，是人的生命過程最燦爛的方麵即生命力的表現，是“以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茅盾最終讓讀者認識的是社會，是對社會變革過程中某一時期曆史特征的揭示。可以說，在這一點上，茅盾同樣是成功的，他充分地達到了“全般”概括時代的創作目的。但同是文學，這“最終”結果的區別，我以為並不單是個題材問題，不是作家麵對的“現實”差異的問題，而是文學觀念和價值目的以及文學的文化特質問題，是有必要反思的問題。
我不否定文學表現人與社會、人與曆史關係的意義，不否定文學的社會曆史價值和認識價值，特別是在中國現代社會，這種文學價值得到最大的社會實現是一種必然。我不否定茅盾作為現代傑出作家創作的重要意義，相反，認為他在中國敘事文學的曆史轉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為改變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作出過很大貢獻。茅盾的社會分析小說仍然有獨到之處和特殊意義，在對時代特點的藝術概括方麵，他仍然是現代最傑出的作家。我也不否認，茅盾的作品中也有對人的生命過程的具體描寫，這或許是他的作品有吸引人的方麵的原因，這得力於他的藝術功力和修養。這就是說，我並不否定作為作家個人的茅盾的創作及其意義。我要指出的是，茅盾所代表的由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到對社會變化過程解釋的創作現象及其創作意識，在後來演變為現代乃至當代文學的一種普遍現象和意識，特別是經由他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的理論提倡和創作實踐的示範，就具有文學史的意義。我不敢說，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一個時期內，多社會變革的過程敘述和時代畫卷的場麵描繪而少有典型形象塑造與此有關，也不敢說早就出現的追求文學短期效應的現象（包括許多作品有頭無尾）與此無關，但可以說，由側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到側重社會過程的解釋的變化，是中國現當代一種重要的文學史現象，這也幾乎成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典型特征。這種變化或許早就伴隨文學特性的某種偏離，潛伏對文學價值目標的誤解。
對付生存困境的努力與文學麵臨的難題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由側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到側重社會過程的解釋，有其必然性。這是在文學“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在文學不僅滿足於表現人生、而且要指導人生的觀念支配下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這是文學試圖在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的努力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態勢和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有不可逆轉性。這種不可逆轉性的深層動因是：在中國現代，人們的最大困境是生存困境，對付困境的最有效手段是社會革命，是反抗現存製度和既定秩序，是掙脫現實強加於人的生命過程中的種種束縛。而左右現代文學的主流意識順理成章地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價值目標不僅是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還是幫助他們對付困境的一種努力，生命過程的解釋最終是為了“改變這人生”，而對文學來說，其主要功用是啟蒙和認識價值。如果沒有這種價值預設，文學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也就失去了意義和追求目標，作家創作就缺乏博大情懷和內在動力。可以說，文學是否在幫助人們克服困境，是現代文學一種最重要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的價值尺度，也是作品的價值底線和作家的道德底線。正是由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這種價值取向和價值評價尺度，使得一些人進而認為，文學或明或暗地為人們選擇正確的“道路”就是為人們擺脫困境提供幫助，就是文學“為人生”的深化和發展。於是，隨著現代文學與時代關係的變化和文學自身的發展，一種由對人的生命過程的重視向揭示時代特征、選擇道路轉變的意識逐步成為主流意識。
這種不可逆轉性及其演變過程，長期以來，在現代文學研究界被作為一種規律來總結和肯定，認為這個轉變是新文學發展的標誌，是文學與時代和社會關係的調整，其中不存在對新文學性質的改變。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文學在後來積極地、有時是被迫地追蹤、反映、解釋社會變化的過程中，卻未能有效地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特別是精神和心理困境。正是借著要表現時代精神，要指導人生和現實，一些文學家輕易地放棄了“人”，弱化人的生命過程的意識而強化社會變化過程的意識，個體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被社會變革過程的科學解釋所覆蓋，由重在人文關懷向社會科學命題和曆史過程的關注轉變，文學在似乎不可逆轉的變化過程中，其重心有了質的變化。現代文學在調整與時代的關係時，文學自身卻麵臨深刻矛盾，這種矛盾在進入當代後的一個長時期內，不但沒有得到緩解和克服，反而愈演愈烈，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一個深刻的難題。一方麵，文學以宏大的敘事模式將社會變革過程解釋得合情合理、合乎邏輯和規律，掩蓋了現實中的矛盾和人所麵臨的實際困境；另一方麵，文學摒棄了“以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展示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不能真實地對現當代社會變化過程中人的“生命過程”進行富有人文情感的解釋，當然也就不能真正幫助人們克服困境。這種變化所喪失的一是文學的人文情懷，一是文學對社會的批判和質疑。對曆史過程合理性的證明缺乏人性的尺度，對社會意識形態的順應使文學喪失應有的批判力，有時反而使人陷入“瞞和騙”的更大的沼澤中。魯迅所曾呼籲的真誠地、大膽地、深入地寫出人生的血與淚，反對瞞和騙的文學理想在一個時期未能真正實現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那麼，對這一現象今天該如何認識？對其反思有何啟示意義呢？
第一，這一現象的前因與後果有其複雜性，不應簡單地否定或肯定，而要探究其深層原因和利弊得失。應該看到，這是在文學尋求其現實的價值目標，也就是在試圖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的過程中，基於當時的時代環境和文學意識而產生的現象。就是說，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不能將新文學試圖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本身進行否定，不能對這種文學動機貶低。在中國現代，文學如果對當時現實的生命過程中的種種困境視而不見，不能對克服現實生存困境提供幫助，那它的永恒性恐怕也就要打上問號。沒有真誠地解釋人的生命過程的實際狀況，在現實麵前閉上眼睛，遑論幫助人們對付困境的努力？新文學在後來把“幫助”對付困境的目標和途徑主要限定為對時代特點和曆史趨勢、社會變革過程的科學分析並加以形象圖解，有對文學特性和價值意義理解上的單一性和片麵性的弊病。而在當代一個時期將其推向極端、走向反麵，則與當代社會整個意識形態特點及社會背景有直接關係，這已經不是一個認識問題了，而是另外一種價值目標的轉換和文學功利性的追求，轉換的實質是由先前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轉向證明社會演變過程的合理性和現存秩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說，這一現象的前因與後果、出發點和歸宿之間有了根本的變化。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種無法由文學自身克服的悖論。
第二，應該重新思考人的生存困境的問題，進而重新反思如何在“文學立場”上理解人的生存困境的問題。人麵臨的困境各種各樣，可以從不同的層麵分析。有作家自己麵臨的人生困境，有民族群體麵臨的生存困境，也有人類普遍麵臨的各種困境；有現實生存困境，也有心靈困境；有具體人生困境，也有抽象人性困境。在這些不同的層麵，20世紀中國作家形成了不同的群體、派別和千姿百態的個體創作狀態。從寬泛的意義上來說，文學對生命過程中的現實生存困境和心靈困境、人性困境的解釋，都有其意義，都有幫助人們對付困境的功能，後者甚至還有“永恒”的價值。但研究界集中關注的是，文學是正視現實困境，寫出人生的血與肉、生路與死路？還是在現實麵前閉上眼睛，無視人的現實生命困境？這可以說是一種具有道德含義的理念，也是現代區分不同作家的“第一區別”。這本沒有錯，然而，卻又不夠全麵和科學。文學所以為文學，它不僅不同於“宣傳”，也不同於“曆史”和一般社會科學，它還有“人文”性質，有人文情懷，也就是可以“以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展示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而當我們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時，特別在反思文學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時，我們會發現眼界的有限和目的的單一，文學所解釋的多是一些可以理喻性問題，而放棄和貶抑的恰恰是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因為表現曆史過程而忘記了文學更大的要義。這使我對一個似乎不好理解的問題有了新的理解——沈從文、張愛玲、鬱達夫等人的作品持續的“熱”有許多原因，但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作品中具有上述被主流文學所忽視的特質，讀者感興趣的或許正是那些不可理喻性問題，它們在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方麵也有價值和意義，這是由文學超越一般社會過程必然性的解釋的“局限”所獲得的一種結果。這裏我不是鼓吹文學脫離曆史和社會現實，而是要說明這些作家的發展空間正是現代文學的“主體”在這方麵留下的空隙，這也才有今天“熱”與“冷”的反差。
第三，文學如何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文學以什麼功能和特性幫助人們對付困境，決定文學的價值取向，也決定文學的文化特質。解釋生命過程和幫助對付困境本應是統一的，對社會變革過程的解釋和對生命過程的解釋也是不矛盾的。中國現代文學在進一步與現實結合的過程中，理應在對人的生命過程解釋與社會過程解釋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研究界（包括筆者）一直認為這個契合點找到了，但是，把它與西方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相比，其問題卻十分突出。西方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十分出色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也成功地藝術地解釋了社會曆史變化過程，其作品有較大的思想深度與意識到的曆史內容。然而，它們是在對人的生命過程，包括人的欲望（如於連）、貪婪（如高老頭、葛朗台）、情感（如安娜·卡列尼娜）、靈魂（如聶赫留朵夫）等的表現中自然對社會曆史進行解釋的。在這裏，文學對時代特征的反映是一種客觀效果，而不是著意追求。社會曆史過程在人的生命過程中得到自然體現，而不是為說明時代特征而設置人物的命運結局。中國現代文學在一個時期內沿著啟蒙主義的思路，認為中國人最大的困境是在現實麵前的“出路”問題，而“路”被解釋為選擇革命道路，到後來被演化為政治立場的選擇、兩條道路的選擇，而對人的其他困境卻缺乏正視的意識和勇氣，文學成為曆史變革的合理性的形象解釋和依據，《金光大道》即是一個極端例證。以往對於文學與政治的畸形關係進行過深刻的反思，但是對於文學與曆史的關係卻沒有認真地思考。或許我們應該有這種意識：正像文學與政治有重要關聯性但文學不能簡單地服從政治一樣，文學與社會曆史有重要關聯性也不能以藝術地說明曆史特征為文學的主要目的，文學的意義不僅在於整合新的意識形態。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當今文壇，另外一種現象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文學作品在重視對人的生存過程和狀態的藝術解釋有時是細微的解釋中，卻缺乏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文學的文化身份和特質發生著另一種變異，生命過程的解釋失去了價值預設和價值目標。我認為，文學應在對人的生命過程和生存困境重新理解的基礎上，將人的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與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的努力有機地結合起來，使21世紀的中國文學具有新的價值意蘊和文化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