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傑出在於他穿越一般社會現象和生活狀況而直抵生命過程深處。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寫出人生的血和肉，寫出人的生命過程的真實狀態，挖掘其中的內涵。孔乙己、阿Q、閏土、祥林嫂、子君、涓生、魏連、呂緯甫等形象，其所以具有典型意義，就在於通過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生命過程的解釋而通達對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精神病態的批判。
中國文學從半人半神的形象的塑造，到對人的個體生命過程的重視，不隻是一個簡單的表現對象的變化，而包含了人的覺醒，包含了文學對人的生命意義、價值的重視，顯示出新文學與人的關係的新的聯係緯度。魯迅作為現代文學奠基者的意義，首先在於他將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置於中國曆史文化體係中去思考和表現，具體的生命過程與具體的文化生存環境的關係構成對社會的批判性：社會的罪惡莫過於對人的生命的摧殘，而其隱蔽性則在於這種摧殘成為一種習慣和集體無意識，一種滲透在人生過程中的“自覺”行動，生命過程中伴隨著幾乎無事的悲劇。反過來說，隻有通過人的生命過程的具體揭示才能真正發現這種“無物之陣”的巨大勢力和濃重陰影。
與小說具有同樣指向的是魯迅前期雜文和隨感錄。《春末閑談》中那被細腰蜂的毒針刺得不死不活、不腐不爛的小青蟲，作為舊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形象化比喻是十分恰當的。《燈下漫筆》對“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兩個時代的循環往複的概括，也包含對中國人生命過程的揭示。“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個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魯迅所解釋的中國的“人史”是慘烈的，生命過程是悲劇性的，人肉筵宴是令人震驚的。然而，這是哲學意義上的關於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一種真實概括和精辟抽象。
魯迅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透了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實質和現實的殘酷，卻從“自然”、“宇宙”的角度表現出整體的“樂天”精神和頑強的生命意識。他在《生命的路》中說：
想到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幹人們的滅亡，卻並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麵向上走，什麼都阻止它不得。
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在《熱風·四十九》中，魯迅對個體生命和群體生命關係的思考，體現出同樣博大的胸襟。他說：“凡有高等動物，倘沒有遇著意外的變故，總是從幼到壯，從壯到老，從老到死。”“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魯迅毫不諱言個體必有一死的自然法則，唯物地看待人的生命過程，這可以說是別一種勇敢地“反抗絕望”。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其意義正在於為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新的解釋係統的建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是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學奠基者的豐功偉績之一。
魯迅之外，新文學的其他重要作家，也在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這個層麵上，做出過可貴的努力。
眾所周知，文學研究會曾是大力提倡文學為人生的團體，他們的“問題小說”更是把人生問題的探究作為直接的表現對象的，而其中創作小說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葉紹鈞。但是，葉紹鈞的小說在對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方麵所具有的意義，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評價，或者說我們常常忽略了這一層麵的價值。葉紹鈞的小說善寫“灰色”的人生，表現無愛的、無聊的、無意義的、無生機的生命過程，揭示人與人的隔膜和孤獨感。在這些方麵，他最接近魯迅。1921年3月的短篇小說《隔膜》，就是通過我在走親訪友中的見聞和感觸，表現生命過程中的虛假和無意義感、孤獨感。小說寫道，人們表麵上相互尊敬、相互了解，主賓之間關係融洽，實際上是在用“公式”交往，互相敷衍應付，充斥言不由衷的套話。對於這種“各有各的心”，但“深深地掩藏著”的人生狀態，“我”體驗到的是“孤獨”、“寂寞”，“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寂寞的永劫，那種孤寂彷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之上透入我的每個細胞，使我深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疏遠、淡漠。”《潛隱的愛》中的主人公對鄰居孩子的愛和孩子離去後的惆悵與失望，同魯迅的《明天》有異曲同工之處，表現生命過程中的孤獨和寂寞。獨幕話劇《懇親會》中的小學校長黃隸青在自然界的勃勃生機的理想境界中，有著對人的生命過程的反思。“河水是不息地流動著，草木是生生不已，沒有一刻說唱沒有新機的，小鳥會得唱歌，叫出宇宙的微妙，輕雲會得舞蹈，構成美麗的圖畫。”但是，在人類社會，卻另一種景況，“環繞我們的人，卻決然相反，他們的心靈，隻充滿了憂鬱，怨恨，訕笑，誹謗，猜疑，怠慢，醜惡，衰弱，腐朽，死滅”。這可以看作葉紹鈞的夫子自道，浸透了他對灰色人生的痛切體驗。生命意識的麻木，生命的灰色無生機，生命墮落為生理過程的“重複”，這就是習以為常的中國的人生過程。由此可見，探討“人生問題”、人的價值和意義的文學研究會的作品，提供的中國人的生命過程是普通的又發人深省的。反對苟活，厭棄灰色、無聊的生命過程，批判窒息生命力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肯定生命的自然形態等等，在這些方麵，新文學陣營有極大的一致性。創造社的創作、特別是鬱達夫等人的私小說，也以切身體驗表現特定情勢下人的生命過程。通過展示人的生命過程，現代作家找到了表現現實人生的最佳切入點，將表現“人生”落到了實處，顯示了現代新文學的實績和文化特質。
在30年代的文學中，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這一傳統並沒有終止，而在發展中演變。巴金的《家》是提供了一個大家族內的種種生命過程現象。這裏有生命在家族製度中的衰敗（高老太爺），生命的浪費和無聊（克安、克定），生命的扭曲（覺新），生命的橫遭摧殘（鳴鳳、梅、瑞玨等），生命的蓬勃和新路（覺慧）。巴金後來在《憩園》中表現出的對於生命被金錢毀滅的惋惜，《寒夜》中對人的生命被困境所扼殺的無奈的控訴，都是對中國現代人的生命過程解釋的繼續。老舍對民族性格的文化思索，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以人的個體生命過程的展示為依托的。祥子的人生就是一個健康生命在現實中的畸變過程，《月牙兒》通過母女兩代的生命過程控訴了人不如狗的生命狀態和社會不如監獄的生存環境。曹禺感興趣的不是宏大的社會事件，而是具體情境中的生命過程和生命狀態。在《雷雨》《日出》中，開拓了為人們所不熟悉的表現領域，用話劇這種敘事方式真實地展現了不同的生命在特定情境中的迸發、衝突、搏鬥和毀滅；在《北京人》中批判了家族製度和傳統文化如何導致了生命力的萎縮，《原野》則通過複仇故事把人的本能衝動與情理衝突、階級矛盾與人性弱點、心理危機交織在一起，把人的生命過程中的深層精神世界的表現推向極致。而沈從文對人的生命過程的理性自覺和感性表現，在現代作家中格外突出。沈從文說過：“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隻信仰‘生命’。”（《水雲》）他在《生命》《長庚》《燭虛》《水雲》《中國人的病》《給誌在寫作者》等一係列論文和《從文自傳》中，都表現出對生命力的肯定，對無意義的生命過程的批判，對精神上的閹人的蔑視，對“愚妄迷信，毫無知識，靠君王恩賞神佛保佑過日子”的抨擊。在《生命》中，他說：“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至如閹寺性的人，實無所愛，對國家，貌作熱誠，對事，馬馬虎虎，對人，毫無情感，對理想，異常嚇怕。也娶妻生子，治學問教書，做官開會，然而精神狀態上始終是個閹人。”《長庚》：“至於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稱紳士淑女的，這種人的生活興趣，不過同蟲蟻一樣，在庸俗的汙泥裏滾爬罷了。”“麻木風氣表現於個人性格上，大家都隻圖在窄小個人小圈子裏獨善其身，把所學一切隻當成換吃換喝的工具，別的毫無意義。這些人生存的意義既隻是養家糊口，因此凡一切進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何等良好作用。”“然而細細一想，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與曆史毫無關係。從他們應付生存的方法與排泄感情的娛樂看上來，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這時節我所見的光景，或許就是兩千年前屈原所見的完全一樣。”這是他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對人的生命過程的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對原始生命力的禮讚和對精神閹人的嘲諷更是人們熟知的。另外，張愛玲在特定的環境中展示著生命的扭曲，提供了另外的生命過程圖景。京派、海派的作品和錢鍾書的《圍城》，都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中國現代社會人的生命過程。
從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到曆史過程的宏大敘事
我在這裏重點要說的是另外一種現象：中國現代文學從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向側重社會變革過程解釋的轉變。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演變的諸多層麵和線索中，有一條重要的線索和發展軌跡，就是文學創作經曆了從側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到側重社會變革過程的解釋，再回到人的生命過程解釋這樣的變化。
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社會曆史環境、文學價值觀念等諸多方麵的原因，“人的文學”的具體內容和發展方向發生了變化。一方麵是隨著個性解放向階級意識的覺醒的轉變，新文學的主潮發生了從側重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到側重社會曆史過程的解釋的轉變；另一方麵，仍有一部分作家在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方麵有了新的進展。這兩種現象相互並存又不斷地發生衝突，一直持續到現代文學為當代文學所取代。而當代文學（20世紀80年代以前）更將社會變革過程的解釋作為文學的表現中心，個體的人生過程或命運結局實際成為社會運動過程的解釋符號。這種現象延續到新時期，特別是80年代以後才漸漸改變，其主要表現是新寫實小說、新狀態小說等等對普通人的生命過程的展示，而此後的“個人化”寫作則將它推向極端。我想無須用太多的筆墨去描述這些現象和過程，而需要側重分析這些現象中包含的意義。
這裏，想主要通過對在這個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茅盾的分析，來認識這種變化的含義。茅盾處女作《蝕》三部曲的創作是有著個人體驗和切身感受的，他在《從牯嶺到東京》中說：“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的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麵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我不是為的要做小說，然後去經驗人生。”《蝕》的價值或許正在於茅盾如實地寫了那些走向社會之後的革命者的真實的人生過程和體驗，表現了他們的靈與肉，追求與幻滅，欲望與衝動，掙紮與動搖。在此後的同類作品中，很少再能看到青年革命者這樣真實的生命過程的描寫了。《蝕》在受到批評後，茅盾調整了創作思路，其標誌是《虹》的創作出版。茅盾的轉變是必然的，這是由他的文學觀和對文學價值意義的理解特點決定的。他主張要表現人生、指導人生（後來變為表現現實、指導現實）。而要指導人生，必須對人所處的時代的特點有理性的認識和科學的分析，對人在階級關係鏈條中所在的環節有準確的把握，這樣才能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地指導人生。茅盾認為：“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為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必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確。而社會對我們的作家的迫切的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為的反映！”因此，茅盾在20年代後期的文學理論中特別強調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尤其是社會變動與人物性格變化的對應和因果關係。在《讀〈倪煥之〉》中，對“把一篇小說安放在近十年的曆史過程中”，“並有意地要表現一個人”“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壯潮所激蕩”給予高度評價。從《蝕》到《虹》（包括《路》《三人行》等），其表層的變化，是作者從悲觀情緒中解脫出來，但深層的變化是由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到社會變化過程的解釋，具體體現為對文學時代性和社會化的強調：“一篇小說之有無時代性，並不能僅僅以是否描寫到時代空氣為滿足”；“還應該有兩個要義：一是時代給予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地催促曆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說，即是怎樣地由於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曆史的必然。”這裏涉及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關係重大的課題，即如何處理個人和時代、曆史的關係問題；而隱伏其中的更深層的問題則是文學表現的中心是個體生命過程還是社會過程。這個問題在創作中則是，為寫時代和社會的變化過程而寫人，還是為寫人而寫時代和社會變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