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發端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現代文學，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體係的重要構成部分來看待，幾乎已是人們的共識。但是，現代文學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它以怎樣的特質體現著文化身份並融入文化體係之中？怎樣發揮著特殊的文化功能等等，卻是需要繼續研究的。其中對現代文學的文化特質的分析是一種基礎工作。
所謂文化特質，是文化組成分子中最小的單位。眾多的文化特質互相配合又組成文化叢，即功能上相互關聯的一組文化特征群。既然認定中國現代文學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以文化的身份出現並有特殊功能的文化特征群，能體現自己的文化價值意義，它就必然有其作為文化的特殊要素和結構形式，有由文學所體現的最基本的文化分子單位，亦即文學的文化特質。那麼，什麼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特質呢？或者說，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特質中包含了哪些基本要素呢？我以為這是現代文學研究中一個有待深入的重要課題，但也是一個難題，是不能簡單回答的。
我試圖從對文學特性的重新理解中對這個問題作出解答，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作為文化現象，既是現代中國人“生命過程”的一種藝術解釋係統，也是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即特殊功能係統。前者涉及現代文學的文化特質，後者體現現代文學的價值意義。這個時代文學的發展與曲折，文學理論的分歧與衝突，大都可以由此觀之。自然，這隻是探討現代文學的文化特質的答案之一。
文學是人的生命過程的特殊解釋係統
文學是“人的生命過程的特殊解釋係統”這一概念，是筆者受丹尼爾·貝爾對文化定義的啟示而提出的。貝爾說：“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解釋係統，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過藝術與儀式，以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展示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諸如悲劇與死亡。”我將它引申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源於這一理論與我對文學的思考的某些契合，以及它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有效性和適應性。其主要含義是：
第一，人的生命過程，一方麵與具體的社會、時代構成現實聯係；另一方麵與自然、宇宙構成深邃邈遠的意義關係。人作為“曆史的中間物”，也作為宇宙的中間物，其個體生命價值既可以在具體的現實社會關係中得到評價，也可以在更為廣闊的時空聯係中得到確認。文學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可以在這兩種“背景”及其聯係中展開，它既解釋人的生命過程中的現實具體問題，更要“以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展示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亦即人的生命過程中遇到的普遍命題。它比一般“生活過程”的展示更便於揭示人生的本元和深層狀態，也最容易具體地切近人與曆史、人與社會的深刻關聯點，因而也更容易蘊涵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曆史內容。通過人的生命過程來表現現實生活“深度”和曆史“細節”，是文學作為特殊解釋係統不脫離現實曆史又不把個人作為“工具”的極佳的視角。文學通過生命過程的解釋幫助人們對付生存困境，這種“幫助”的途徑、功能和價值意義是多維的，它可以為人“指路”，也可以幫人“解脫”，可以陶冶情操，也可以消遣娛樂，可以激發情感，也可以使人沉思。更重要的是通過審美特性和藝術感染力使那些“不可理喻性問題”變得可以“理喻”，將人們從生命過程中的那些深層困境裏拯救出來。從這個角度說，人文精神和現實情懷，是文學在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中所體現的主要文化特質和價值意義。
第二，文學作為文化係統中的子係統，它是以藝術的特殊方式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的解釋係統。不同於哲學、宗教、生物等對生命過程的“解釋”，文學以其具體性、情感性、審美性對人類的生命過程提供最充分的形象化的解釋。它的解釋包含關於人的生命過程及其意義的哲理思考，但不同於哲學的抽象概括和理性分析，它更重視人的生命過程的感悟和體驗；它關懷人的生命過程的終極問題，諸如生死、悲劇、命運等，有宗教般的情感特征和類似的表達方式，但它表現現實情懷和人間情景，不引人脫離現實而啟示人如何麵對現實；它對人的生命過程的展示是具體細膩的，有“縱切麵”和“橫剖麵”的“診斷”、“解剖”，但它著重關注的不是人的生理肌體的生老病死，而是作為社會人的存在狀態和生命過程。誠如一位當代作家所理解的：“小說家的思想與哲學家的思想不一樣。方法論上有分野。對於作家，思想上更多的是人的基礎生存，也就是說，是構成人的存在，是基礎的部分，是一站一立，一遞一送，一舉手一投足，極度的生物化。離不開張三李四，離不開起居、吃喝，它關注的不隻是人的類，而應是人的單位個體，由個體生發，個體外張，再回到個體，再由個體推及到‘類’的可能性。作家關注的是人在你當時所生存的環境裏的狀態，就是說，你如何地詩意地生存，這是關鍵。”另外，這一概念中“過程”的意識與文學特質中的“時間性”有必然的契合。“人的生命過程”的藝術展示和解釋過程，也是最能發揮文學形象化和具體性的優長和特性的過程。文學對人的生命“過程”的展示和表現不可能是“全部”的，但卻是形象的、典型的和具體的，因而是“完整”的。
第三，人的生命過程作為文學的表現領域和文學家的重要視點，具有極大的創作空間和拓展餘地，有價值預設的多種可能。人的生命過程本身既包涵作為社會人的精神生活過程，也包含作為生命個體的人的物質肉體的生存過程；既包含人的社會屬性，也包含人的自然屬性；既包含人的理性，又包含人的非理性——本能、欲望、衝動、直覺、無意識等“過程”內容。這可以借用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我們的生命是無止境的，正如我們的視野是沒有界限的一樣。”文學表現人的生命過程的視野也是沒有界限的。即使人的自然性和非理性的表現，在文學領域裏，因為牽涉到諸如靈與肉、情與理等關係，同樣能獲得社會意義。文學對生命過程的解釋具有“個別”與“全麵”、“特殊”與“整體”相統一之特點，這是由文學的藝術概括性和典型化等特點所決定的，是其他任何領域所無法比擬的。
第四，“個體”含義。人的生命過程總是具體的、感性的、個體的“生命過程”。文學的特性決定了它如果真正地關注現實的人的生命過程，必然從個體出發解釋人生。它從個體入手，卻在“人類”的層麵展開“生命”過程的描述。它包含階級性、社會性但又超越了階級性、社會性，而具有更大的涵蓋性和包容性。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征》（魯迅譯）中說過：“生命者，是遍在於宇宙人生的大生命。因為這是經由個人，成為藝術的個性而被表現的，所以那個性的別半麵，也總有很大的普遍性……在那樣的生命的內容之中，即有人的普遍性共通性在。換句話說，就是人和人之間，是具有足以喚起生命的共感的共通內容存在的。”“將生命的內容用別的話來說，就是體驗的世界。”這就是說，藝術領域的“生命”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這種普遍意義的獲得正在於藝術的特性是通過個性表現普遍性、共通性，通過作家的個體體驗表現人類性。正是在表現人的生命過程這一層麵上，文學才在具有民族性的同時具有人類性，文學家才在整體上體現出衝突中的統一，也在相似中表現出區別。所以，文學作為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係統的概念，有助於文學與人的關係的調整，也打開了文學理論更大的思維空間，同時也拓展了文學的表現領域。
第五，人的生命過程自然包含“生存狀態”，因而涉及人與環境的關係。人生活在一定的時空中，生活在一定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中。人的生命質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自然環境，更取決於具體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人的生命過程的展示，必然同時伴隨對人的生存環境的展示，其社會批判性和思想傾向性在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它不會限製和隔絕文學與社會現實的聯係，卻可以以人的生命過程狀態為軸心而深入輻射社會和時代的方方麵麵。
文學是“人的生命過程的特殊解釋係統”的概念，會使我們想到一個非常熟悉、被廣泛運用的概念，這就是文學“為人生”。這兩個概念在外延上有所聯係，但具體內涵卻不相同。眾所周知，作為中國新文學真正開端的“五四”文學，其重要標誌是“人的文學”的產生。然而，對於“人生”和文學“為人生”的具體理解，實際上長期以來是約定俗成的，但卻含義不明。因為人生本身是多方麵的，文學應根據自己的特性將重點放在人生的哪些層麵，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這如同“文學是人學”的概念一樣，它用來反對蔑視人的文學的現象或某些思潮傾向是有具體針對性的，是有效的，但用來指導具體文學實踐卻需要進一步理解和界定。文學“為人生”習慣上被理解為文學對現實人生的關注和表現，對人生狀況的客觀觀察和真實描寫等等。這雖然大致不錯，然而如果進一步追問，文學怎樣具體表現人生，或者通過寫什麼來表現人生，則不能不關注具體的個體生命過程，通過具體生命過程的展示表現人生狀況和社會現實。文學的特性決定了它表現的“人生”，其具體所指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對人的研究是有區別的，它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應該主要對“人的生命過程”進行藝術的解釋。
可以說，“人的生命過程”屬於廣義的“人生”，但不等於“人生”。“人的生命過程”與“人生”的概念並不矛盾，但它更適宜作為文學表現對象的概念。中國現代文學對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是與人的重新發現和“五四”新文學對普通人生的重視相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可以理解為“人的文學”的深度體現。
魯迅等對生命過程的藝術解釋
文學作為一種解釋係統，也許是人們容易認識和接受的；但是，文學作為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係統，特別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特質之一看作人的生命過程的解釋係統，卻可能存在分歧。這使我們必須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國新文學奠基期的那些奠基性作品，重新審視它們的精神特質和“基因圖譜”。
對人的自然生命過程的“解釋”，最直接的也許莫過於醫學。但是，在中國近現代，醫學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的解釋係統和所做的努力，並不能真正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魯迅從醫學向文學的轉變，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和先兆性。主要不是從生物的意義而是從文化精神的意義思考中國人的生命過程，是魯迅對中國現代“人學”思想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狂人日記》就是對中國人的生命過程毫不掩飾的揭示和形象概括，是對中國人生命過程作出的曆史性的文化哲學解釋。“人吃人”是魯迅創造的第一個觸目驚心的生命過程意象，也是曆史上中國人的生命過程的縮影。自己被人吃，自己又在吃人，這是何等慘烈的生命過程。然而，“鐵屋子”中的人們還在夢中昏睡，而且“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於是，振聾發聵的“呐喊”就迫切而必需，驚醒他們，正視自己的生命過程，“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就成為魯迅“為人生”的啟蒙主義文學的具體體現；而“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的創作動機，又將危害中國人生命過程的病根追究至封建製度和文化，其“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目的不言自明。從此以後，魯迅沿著這一思路“一發而不可收”，為我們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中國人的生命過程。在一般民眾人物身上，他十分悲憤地描繪了生命意識的愚昧、生命過程的盲目和生命感受的麻木（《藥》《故鄉》《阿Q正傳》《祝福》等）。在知識分子身上，特別是“新”知識分子身上，更加悲痛地揭示了生命意識覺醒後的無奈和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悲劇，寫了生命過程重歸無聊、無價值、無意義的“幾乎無事的悲劇”（《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
《藥》寫了華小栓無意義的短暫的生命過程，寫了肉體的無可救藥，這固然令人同情和可憐，但更令人扼腕歎息的是華老栓們精神上的無可救藥，這使我們想到作者的憤激之言：這樣的人“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作品深層意蘊還在於揭示出夏瑜本來有意義的生命，在遭遇統治者的屠戮與“受惠者”的褻瀆雙重“否定”之後的無意義和無價值，他的生命過程壯烈卻“無效”，其悲劇性令人深思。接下來的《孔乙己》《阿Q正傳》《故鄉》《祝福》等，分別寫了幾種不同類型的人的生命過程的悲劇性。孔乙己的生命過程的悲劇性在於，他是一個將自己的生命意義和期待寄托在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上的失敗者。一個本來極為自尊的有生命意識的人，最終在極端貧窮、受侮辱、被嘲笑中無聲地結束了生命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庸眾對他人生命的無情、冷漠和殘酷。在《故鄉》中，我們看到少年閏土生命的鮮活，也看到中年閏土生命的萎靡，在前後的對比中看到中國人生命過程的艱難困苦和簡單“重複”，看到生命過程怎樣變為低級的求生過程，生命力怎樣在“過程”中萎縮。《祝福》中的祥林嫂，其生命過程普通卻更令人震驚。她的生活片段代表了舊中國勞動婦女的許多不幸，而最使人不能平靜的是，一個勞動婦女，其生命過程中精神的痛苦超過了肉體生理的痛苦，超過了她所能夠承受的極限。她飽嚐了喪夫、被賣、失子的不幸，在“現世”咀嚼了精神的苦汁，又被“來世”的恐懼心理所纏繞。她的生命過程不但無幸福、無意義、無價值，簡直是一個“負增長”的過程。阿Q的生命過程，是作者“眼中所經曆過的中國人生”的寫照，使人們從中看到了“國人的魂靈”和自己的生命過程，特別是在“困境”中怎樣“造出奇妙的逃路來”。小說始終暗含主人公麵對困境如何對付的問題，阿Q一生的“事跡”，或者說他的生命過程就是一個弱者麵對“外界”困境步步敗退的“應對”過程。比起閏土、祥林嫂和孔乙己來，阿Q所經曆的“生命過程”要複雜得多，包含的典型意義也豐富得多。
讀《傷逝》，我總是隱隱約約地感到魯迅對“生活”過程與“生命”過程有著不同的解釋。子君與涓生的愛情悲劇的最終原因是模糊和多義的，其中的關鍵似乎不在“生活”層麵而在“生命意義”的層麵。子君和涓生是對自己的生命過程有過自覺感悟並企圖把握自己人生命運的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這是個性覺醒的宣言，也是有意義的生命過程開始的標誌。但是，他們以後的生命過程出乎意料地走了下坡路，最終造成人生悲劇。這裏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生活的拮據和乏味，還是“新”的生命過程的無聊、無生機、無希望？作者在回答問題時又提出了新問題。小說多次提到“生活的路”、“新的生路”的問題，似乎並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生存問題，而是生命過程意義的問題。涓生沒有能夠拯救子君而悔恨和悲哀，在這悔恨和悲哀中，有對自己“自私”的懺悔自責，但也有無奈的歎息和對“不能”原因的思索，這“無奈”或者“不能”，其實質也許主要不在他不能給予子君以富裕的“生活”，而在於他不能給予她新的生命意識和有意義的生命過程。他知道“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卻不知道怎樣打破這種凝固，因而感到“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涓生在“傷逝”過程中有一段名言：“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隻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但是，需要追問的是：“生活著”的這對情人，他們的愛為什麼就不能有所附麗，反而失去了愛乃至一個年輕的生命呢？顯然不僅是生活的無著，而是無生命意義和價值的生活，也就是常說的無“理想”的生活。而涓生的“進步”或者“清醒”是把人生的“要義”、“活路”與“奮鬥”聯係在一起，而這奮鬥目標顯然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活著”。那麼，為什麼而奮鬥，涓生卻還沒有找到答案，這是他最感困惑和彷徨的。我以為，對有意義、有價值的生命過程的探詢，而不僅僅是對愛情悲劇原因的反思，這或許是《傷逝》真正的意義所在。另一篇小說《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也曾為充實的生命過程興奮過、激動過，但是十年之後，生命過程重歸無聊，隻能違心地做些毫無意義的瑣事。這篇小說表現的中心就是生命的浪費、意誌的消磨和生存的無味。所謂“彷徨”，其焦點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革命道路，而是人作為“曆史的中間物”，如何將自己有限的生命有效地融進曆史過程的問題，也就是生命過程意義和價值問題。《孤獨者》中，“以送殮始，以送殮終”，或許有一定的“生命過程”的象征含義。魏連作為一個有過自己獨立意識和生命感悟的知識分子，他曾頑強地應付習慣勢力對他的種種精神重壓，走過了一段孤獨的然而有意義的“超人”式的生命之路。但他終於屈服了，他的屈服就是與傳統生命意識抗爭的失敗，是無價值無意義的生命過程的重新開始，其結果是自戕。他的死是沒有具體原因的，但卻是必然的，因為對他這樣一個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人來說，他知道活著跟死了是一樣的，他選擇自戕，符合已經意識到生命過程價值卻無法實現其價值的人的思維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