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文學思潮的對峙
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在不同時空中有不同的形態、內涵。從時間維度來看，存在前後矛盾甚至相悖的現象；從空間維度來看，出現過同一曆史階段激烈的價值衝突和對峙現象。矛盾衝突不僅在於對文學價值屬性的不同認識，更重要的在於文學主體不同的歸屬意識與不同的文學價值取向。它們在不同時期或者尖銳對峙，或者相互交織，特別是在不同時期的嬗變，構成了複雜的文學現象。這個過程中，有時相對統一，有時雜亂無章，有時相對平靜，有時衝突激烈，複雜多變。但總體來看，20世紀中國文學形成了兩大文學思潮，即以肩負曆史和民族責任、追求文學參與曆史過程因而突出文學對國民群體的精神重建的文學思潮，與以追求個體生命價值和個性自由因而追求文學超越意義的文學思潮。
回顧新文學曆史就會發現，先驅者曾對中國新文學發展趨勢設計過各種理想藍圖：或者為了趕上世界文學的步伐又避免西方文學道路的缺陷，提出中國新文學要既反映現實又表現理想，既表現人生又指導人生，既客觀寫實又主觀表現，倡導所謂新浪漫主義文學（茅盾）。或者是追求能夠大膽地、深入地、真誠地寫出人生的血與淚的文學，另開辟出一片嶄新的文場（魯迅）。或者欲使文學發揮類似宗教的作用（聞一多）等等。這種新的文學發展格局，既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文學道路與格局（“文以載道”或“消遣遊戲”），也不同於西方文學道路與格局（或純粹的暴露，或脫離人生的浪漫），也就是說，要“另創一種自有的新文學”。現在回顧總結，中國現代文學格局並沒有完全達到這種目的。在“五四”之後的文學發展演變中，這種理想實際時時受到現實的製約，引起了各種衝突。從積極的方麵看，就是形成了前麵所說的兩大思潮。這兩大思潮在具體內容上當然與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學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從更廣闊的文學時空背景上來看，這兩大思潮與傳統文學格局又一脈相承，也未能脫離西方的影響。這兩大思潮發展過程中，並不令人滿意，常常會出現偏執和極端，因而時時有人企圖對之矯正，想走出第三條道路，或者創造“第三種”文學。這種努力的代表不是“第三種人”，而是魯迅。我覺得魯迅的文學思想，正是想把曆史責任的擔負與生命本真的追求結合起來的指向。而由於各種因素，使魯迅常常處於矛盾之中，他的理想也不能真正實現。中國新文學最終還是走了偏重肩負曆史責任與偏重追求生命本真兩條路向，互相衝突又並行前進。如果聯係到新時期文學的變化，則更清晰地看到這種格局的演變。
在“五四”之前，就出現過梁啟超與王國維不同取向的文學價值觀。他們都有從整體上重新理解文學意義、重建文學價值觀的意願。梁啟超是積極入世的取向，宣揚文學“新民”、“新人格”，進而“新國”的價值。王國維用叔本華的生命意誌理論，宣揚文學對人的精神痛苦的解脫之道。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等，主張“立國”先“立人”，突出人的主體地位而又不追求“解脫”之效，強調文學對人的精神的陶冶，帶有融通的意味。
“五四”時期，文學介入社會價值體係重建，出現了明確的兩大文學取向，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思潮，偏重文學介入社會改造和“為人生”，文學的價值屬性定位在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與批判；創造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偏重於文學對主體的內心世界和生命意識的表現，文學的價值屬性被理解為對內心情感的抒發和意誌的張揚。
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學”運動興起，先前創造社為代表的重個體生命價值、表現自我的藝術思潮，從內心世界的張揚轉而對外部世界的突進，徑直轉向文學服從於政治；文學研究會的轉變幾乎同時進行，沈雁冰的《論無產階級藝術》與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文學理論在整體價值取向上有異曲同工之效，都期盼著、推動著文學“大轉變時期”的到來。這些價值目標，既是社會政治革命的要求，又受社會政治局勢的影響，終於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標誌著這一文學價值係統的真正形成。但是，由於文學有其自身的規律，它總是在介入曆史過程、追求社會價值、向外部世界突進，與表現人性、向內心深入之間尋求平衡。由於文學的特質和本性所決定，即使在一個以政治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的時代，人的精神之源也不會幹涸，“神人共怒”的現實反倒促使了精神的極度不安寧，文學就不可能忘記對人心的撫慰和提供尋求精神解脫的方式，而抒發自我情感、追求生命意義和獨立自由就成為文學價值的另一取向。於是，後來統稱為自由主義的文學思潮不可遏製地出現和發展，形成與左翼對峙的局麵。在這個時期，出現過魯迅、茅盾與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爭論，也出現過魯迅、左翼與自由主義的論爭。論爭的問題各有不同，前者是關於文學怎樣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前提下，介入社會曆史的重建；後者的焦點則是文學要不要以介入社會價值重建為己任。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梁實秋的人性論與普通中國人的現實人生價值實現非常隔膜，周作人的消極退隱意識則無異於消磨意誌，其所追求的文學屬性不能與整個民族在這一生死存亡的時空中構成積極的價值關係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左翼文學正是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深明大義”而符合了曆史的價值選擇，雖然在具體的藝術創造上存在不足，但在滿足群體現實“需要”上形成優勢。左翼的文學價值選擇與曆史主體的選擇方向的一致性，決定了左翼文學價值觀隨著曆史的進程逐漸居於主導地位，形成強大的以肩負曆史責任為特征的文學思潮。抗日戰爭的爆發，國家民族危機和生死存亡的搏鬥，促使對文學“屬性”的認識與“作用”的理解上必須做出更加決絕的價值選擇。是參與社會革命、民族鬥爭還是脫離現實去經營自己的園地，不僅是審美趣味和個人愛好的問題，而具有鮮明的道義、責任的性質。這種形勢下，以追求個人自由、“永恒不變的人性”、將文學作為小擺設的價值選擇無疑要受到鄙視，連帶著對內心、自我、人性表現的文學價值取向無可挽回地暫時消散。而文學更直接地介入社會曆史創造的價值傾向，就有了更現實的需要、更充分的曆史依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此作了理論上的總結與闡述，也標誌自現代以來的以強調文學介入社會曆史創造的文學思潮的取勝和價值係統的最終確立。
新中國成立，曆史進入新紀元，新製度的建立與鞏固成為當務之急，文學理所當然地被納入社會製度的重建之中。文學必須介入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進程，構成意識形態的有機部分。這決定了文學將有規定、有限度、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方向、有方針、有目標、有政策地運行，而很少有價值取向的個人選擇。在繼續沿襲並強調文學介入社會曆史重建的價值觀念中，又更加簡單化了這一價值係統本來應有的開放性、廣延性，特別是極大地限製了它勇敢地直麵現實、深刻地揭示現實從而促進現實變革的精神。文學價值選擇與政治層麵的過度結合，不但抑製了文學在文化、心靈等方麵的價值功能，而且在後來政治上出現偏差時，文學最終脫離了真正的現實，也與普通的中國人不能構成合理的價值關係，或者說不再“為人生”。到其極端便有“文革”文學的畸形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