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詩、性和大麻，都成為了莫裏森搖滾中成功的元素，也成為了莫裏森搖滾中不可避免的雜音。莫裏森一副青春漂亮的麵容連同他的搖滾成全了他，最後也無情地毀滅了他。
不過，說起毀滅，我們這一代不也一樣自己在毀滅著自己的青春一回嗎？我們沒有大麻，卻有和大麻一樣的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累人民的瘋狂和膨脹的思想，同樣蛇一樣咬噬著那個時代和我們自己的心；我們沒有性的泛濫，性卻壓抑在整個的青春期，連一個最簡單的吻都隻潛藏在被視為毒草的舊小說和阿爾巴尼亞的電影裏；我們也有詩，卻隻是那些空洞的千篇一律的大字報和標語口號。我們和莫裏森一樣也擁有青春漂亮的麵容，卻徒將這一副青春漂亮的麵容殘留在我們發黃的相冊裏，如今需要戴上老花鏡才能夠看清照片的似是而非的麵容。
也許，從這一點意義上講，莫裏森去世這三十年來，他的唱片依然以每年一百萬張的數字暢銷，我們也多少明白一些後來的人們依然懷念他喜歡他的一點點原因了。我們再看看美國本土對“大門”和莫裏森的評論：“聽過‘大門’的歌，你和父母共進晚餐的感覺將不再和過去一樣。”“在大門震撼人心的音樂裏，莫裏森豎起了屬於他也屬於一個時代的純潔的墓碑。”多少會產生一些遙遠的共鳴。
二
我在聽莫裏森的時候，常常忍不住將他和帕蒂·斯密斯做著對比。
這樣的對比，不是沒有道理的。從本質上講，莫裏森和帕蒂·斯密斯都是詩人。在搖滾歌手裏，屬於詩人的並不多。但他們兩個人無疑是詩人，而且是相當不錯的詩人。可以說，從一開始，莫裏森就是想當一名詩人的。在聖迭戈大學裏讀書時，他就迷上了波德萊爾和蘭坡的詩（帕蒂·斯密斯也喜歡蘭坡的詩）。即使他後來唱起了搖滾，他依然迷戀著詩，他常常和別人談話的時候，突然想起了好的詩句，就要隨手趕快在小本子上記下來。在外出的日子裏，他也要把寫好的詩，通過長途電話念給他的女朋友帕米拉聽。在這一點上，莫裏森和帕蒂·斯密斯一樣，詩成為他們的生命，搖滾隻是他們詩歌存在的另一種形式。
不大一樣的是：詩，就像一隻隻鴿子，隨時都會飛翔在莫裏森的身上身下，或者說莫裏森願意把詩放飛成一隻隻雪白的鴿子，展現在他和我們共同的麵前；對於帕蒂·斯密斯來說，詩隻是一隻貓，蜷縮在她密室的床頭，隻獨自伸出舌頭舔著她自己的手心或頭發。
還有不大一樣的，莫裏森唱歌時，性感表現的要比帕蒂·斯密斯強烈得多，這是莫裏森的資本，他是遠遠要比帕蒂·斯密斯漂亮得多，性感得多，他明顯走的是貓王普萊斯利的路子。他也比帕蒂·斯密斯瘋狂怪異得多，在瘋狂和怪異之中，他比帕蒂·斯密斯多一些自戀般迷醉的想象和浪漫，而帕蒂·斯密斯則比他多幾分陰鬱和恍惚。如果說莫裏森像是烈日炎炎的天空，帕蒂·斯密斯則像是沒有一顆星星的沉沉的夜空。聽莫裏森，讓我有時發熱，聽帕蒂·斯密斯則常常讓我感到有些冷。
莫裏森總如火山口上瘋狂勁舞的精靈，帕蒂·斯密斯則是冷雨淋濕的河流。
莫裏森如一具裸體的大衛雕像，帕蒂·斯密斯則是一身黑衣的女巫。
如果他們確實都是屬於詩人的話，帕蒂·斯密斯是屬於頹廢的詩人的那一種，莫裏森則是地地道道的墮落詩人的典型。
帕蒂·斯密斯是裏爾克筆下“四肢緊張的靜寂”的豹子，莫裏森則是波德萊爾詩中的那朵“惡之花”。
除此之外，他們在搖滾和詩歌中擁有著共同的頹廢和絕望。隻不過，莫裏森的頹廢像是燃燒的火，將他自己和一切燒成灰燼；帕蒂·斯密斯的頹廢像是一潭泥塘，慢慢地將我們陷進去，一點點浸透我們的衣衫和骨髓。莫裏森的絕望是唱出來的，不甘心的聲音絕望地飄向雲天，撕心裂肺，嫋嫋不散；帕蒂·斯密斯的絕望卻是在表現在歌詞飄散之後，蕩漾在靜默而枯寂的空氣裏。就像莫裏森唱歌時盡情地扭動著身體，如同靈蛇四動噴射著火焰般的信子，而帕蒂·斯密斯沒有那麼多的肢體語言，她唱歌時幾乎是雙手垂落，細高的身子一根蔥似的筆直地站著，隻是偶爾神經質地揮動著枯枝般的手臂，蚯蚓似的青筋曆曆可見。
麵對同一個頹廢動蕩的時代，帕蒂·斯密斯的歌和她的內心深處是樂觀的，她說“六十年代死了許多的人，人們應該冷靜地坐下來了”；她說“我主要的秉性可能是樂觀的”。她是相信天堂的存在的。莫裏森不相信天堂的存在，他頑固地認為地獄才是唯一的彼岸。悲觀是他搖滾和他生命的核心，他不止一次地將這種悲觀的痛苦和死亡做比較。他說“較之死亡，生命的痛苦更深。隻有死亡到來，痛苦才能結束。我猜想，死亡就像一個朋友。”他同時還說“死亡讓我們都成為天使。”我想，大概正因為如此，科波拉在導演他的那部《現代啟示錄》時，在電影充滿死亡恐怖的戰爭屠殺場麵中才選用了他的歌《結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