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的傍晚，朋友敲我家門時，我正在聽“大門”樂隊（The Door）莫裏森（Jim Morrison）的歌。音響裏的莫裏森把我家唱得震天的響。朋友進門就問誰的歌這麼好聽？我告訴他們是“大門”的莫裏森的歌。他們感慨道：“三十年前的歌，一點也不顯得舊，還是這樣有現代感，還是這樣好聽！”
沒錯，事過三十多年，再來聽“大門”，聽莫裏森，一點不顯得陳舊，料峭的風依然清新撲麵，尖利而陰冷。好像時間停滯了，依然能夠感受得到西海岸熱辣辣的陽光和陽光一樣熱辣辣的情緒，海浪粗獷的呼吸一樣節奏強烈地在洶湧澎湃。
也許，和我聽的唱片有關，不是“大門”早期的歌，是莫裏森最後的一盤作品《洛杉磯的女人》，已經不再是那樣無節製的瘋狂，布魯斯的味道很濃，音樂的旋律性加強，曼紮萊克的鍵盤敲打得有些古典的味道，嗓音變得有些粗礪的莫裏森唱的很好聽，襯托著清風朗月，有幾分燈紅酒綠的意思，甚至很有點時尚消閑的意思，很對我們中國人的口味。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很難聽出莫裏森當年真正的味道了，雖然，唱片依然是當年一九七一年的出品，高保真的聲音也清晰如昨，並沒有長出發黴的青苔。但是，正是在這一年，一九七一年，莫裏森在巴黎去世。他才二十七歲，生命凋謝得早了些。
我們確實已經很難聽出莫裏森當年的真正味道了。一九六五年，他和曼紮萊克、伯比、約翰三個朋友在洛杉磯成立了“大門”這個樂隊時，我們正迫不及待跌倒在一場瘋狂的“大革命”邊緣；一九六七年，他們出版第一張唱片《大門》的時候，我們正在忙不迭地披掛上陣搞那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上一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對於我們和他們這樣同為一代的人，所呈現出來的竟然是如此兩種完全不同色彩和內容的畫麵。如果我們非要尋找其中的契合點，大概在於麵對的都是世界的動蕩和荒誕，區別隻是我們以自己的行動製造著動蕩和荒誕，而他們是用自己的歌來反抗著動蕩和荒誕。
上一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對於這個世界確實是一個動蕩和荒誕甚至血腥的年代。我們對於我們的六十年代也許記憶猶新，對於美國人的六十年代也許並不那麼清晰，隔岸觀火的我們那時正要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並不真的了解六十年代越戰、麥卡錫主義、暗殺、遊行、經濟的大蕭條所給社會和人心帶來的動蕩不安，我們便並不真的理解為什麼會在那個年代湧現頹廢派的文學和與它一脈相傳的搖滾，我們也就很難真的明白出身將門之後的莫裏森為什麼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偏偏對他那位海軍上將的父親那樣恨之入骨，弑父情結不僅宣泄在他的第一首成名歌《結束》中，而且在他即將告別歌壇甚至世界的時候也要吼起喉嚨再唱一首歌，反叛得那樣徹頭徹尾、直言不諱：“我們正在被平靜的海軍上將引向屠殺，那些肥胖的、遲鈍的將軍們，用年輕的鮮血保持淫蕩。”（《美國祈禱者》）而在那個我們和他們共同擁有的六十年代裏，我們正在高呼著那副赫赫有名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而且，特別願意用父輩的頂戴花翎裝點自己的帽徽，以為唯有自己身上流淌的光榮前輩的高貴的血液鮮紅永遠O型不變。
六十年代！隻要一提起那個六十年代，我們該湧起多少感慨。或許，我們永遠聽不懂莫裏森在那個年代所唱的歌。我們會對他身穿緊身皮衣的形象感到陌生（其實那是他們那個年代的時髦裝束，就好像我們那個年代腰紮武裝帶的綠軍裝），會對他吸毒、酗酒、廉價的政治波普、一次次和女歌迷的性醜聞、一場場越演越烈的性感表演、整場演出竟將自己的陽具暴露在外，乃至最後導致他死後官司也未了結的邁阿密裸體演出事件……我們無法想象和理解。但隻要我們想一想那個我們曾經共同擁有過的六十年代，我們就多少能夠明白一點，其實我們和莫裏森殊途同歸是那樣的相似，我們一樣盡情地毫無節製地一點不懂得珍惜地揮灑著我們最可寶貴的青春，所不同的是我們把所有作為精神寄托的供品灑在了所謂的“革命”的祭壇上，而莫裏森把自己的寄托化為了他瘋狂的搖滾。
再一點不同的是：莫裏森用他的搖滾唱出了那個時代但丁式地獄的黑暗和陰森，我們則把那個時代天真地唱成天堂般的狂歡。
在看奧利弗·斯通導演的電影《大門》裏，看到瓦爾·基爾默扮演的莫裏森時，這種感覺就越發強烈，不過是表現的形式不一樣罷了，那種放浪形骸，大把大把青春瘋狂地揮灑，乃至於生命不顧的蹉跎和荒廢，隻有在事過境遷之後才能夠看得清楚和明白一些，卻是“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