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和他一樣的老，一樣的讓人感到可怕罷了。我算著他的年齡，和我一樣，出這盤磁帶時也是五十二歲了。人到了五十二歲的時候，或許都大徹大悟了？都要回頭看了？年輕時的銳氣都沒有了？命中注定一般不是世故地變成老滑頭，就是氣數已盡走走回頭路讓舊時的風光去聊以自慰？
想到這一點，讓我和伊基·波普竟然有那麼點同命相憐起來。
不過，真的就是這樣嗎？五十歲以後的人就真的無可奈何花落去在開始走下坡路了嗎？青春的夢想就如煙火一樣在瞬間繽紛也在瞬間消失殆盡，徒剩下一堆冰冷的灰燼？
五十歲以後的人還能夠幹什麼？
五十歲以後的搖滾人還能夠幹什麼？
五十歲以後曾經在舞台上實踐了一個藝術家殘酷性戲劇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用話筒背後的鐵尖刺破胸膛的伊基·波普還能夠幹什麼？
在台灣不止一次聽伊基·波普這盤磁帶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在問自己這些問題。
我是大概知道一些伊基·波普的經曆的，這位出生在美國密歇根的歌手，在讀中學時就組織了自己的搖滾樂隊，他自己當鼓手，在讀密歇根大學時唱歌成名，隻讀了一年就退學跑到芝加哥又跑回底特律，和幾個夥伴成立了“幻覺助手”樂隊（Psychedelic Stooges）。他一出道，就是以自己的歌聲和行動作為那個時代的叛逆者的形象樹立在他的聽眾麵前的。這位無產階級出身的歌手對那個時代出現的中產階級有著天然的仇恨，在這一點上，我總覺得他特別像我的朋友作家梁曉聲。據說，伊基·波普的小時候，有一次他病了沒去上學，他的幾個家境不錯的同學到他家看他，對他家門口放著的一輛破汽車格外好奇，跑上去跳著玩，一直跳到把車座的墊子跳爛。等同學走了之後，他說：我現在最恨的一個詞就是中產階級。這讓我想起梁曉聲，也是在他的小時候，在學校食堂裏吃飯，幾個幹部家庭出身的同學得意洋洋地說在家裏糖吃膩了，想嚐嚐鹽是什麼滋味，當時他一聽摔下飯碗轉身就離開了食堂。他們在骨子裏是看不起中產階級的，小布爾喬亞就更不在話下了。
這樣一個搖滾歌手，對於剛剛出道時麵前曾經風起雲湧的民謠當然是不屑一顧的，他自然認為應該對自三十年代以伍迪·格思裏到六十年代鮑勃·迪倫風靡美利堅的民謠取叛逆態度的，他自然會認為無論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年代還是在六十年代的越戰年代，那種民謠不過是幫助中產階級和小布爾喬亞度過那樣一個年代而渴望燦爛美國夢的簡單的夢囈而已，是那些背著睡袋開著敞篷汽車忘乎所以瘋狂地奔跑在高速公路上以為公路的盡頭就是伊甸園的人的自我安慰而已。他開頭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兩盤的與樂隊同名《助手》的磁帶，便立刻鶴立雞群，不同凡響。這兩盤磁帶被認為是搖滾的經典，而他自己本人則被稱為那個年代的“朋克教父”。那時，曾有一家著名的音樂雜誌的記者采訪他，當問到他如何評價自己的音樂成就時，他這樣回答：“告別六十年代。”
“告別六十年代”，可以說是他的搖滾宣言。
敢於勇敢地告別與自己同在的時代的人，確實是了不起的，需要勇氣，更需要突破與這個共生共存時代的張力與實力，好比蛻變的蟲子要有衝破包圍在自己周身的外殼的力量才能夠得以飛翔。搖滾歌手的先鋒的曆史作用就在於此。他們不僅在藝術上，同時在思想上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盧·裏德在離開“地下絲絨”樂隊之後出版的自己第一張專輯《改革者》再版的插頁上印著的是他和大衛·博伊、伊基·波普三人的照片，伊基·波普嘴裏叼著煙卷站在他們兩人的中間。應該說，這不僅是對他們三個朋友之間友誼的一種紀念，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搖滾曆史中三位先鋒作用與意義的一種象征。
先鋒的意義不在於如狗追逐骨頭一樣隻會追逐時髦，而是先知般能夠預示未來潮流的動向和走向，而讓我們庸常的人在日後的日子裏恍然大悟。先鋒和一般複製者的區別就在於，先鋒創造著未來的歲月，而後者隻會咀嚼過去的日子。
盧·裏德是六十年代裏九十年代的音樂家，是真正的先鋒；大衛·博伊被讚譽為“變色龍”，幾十年來不甘示弱，一直是走在時代前的前鋒；而伊基·波普是最為旗幟鮮明“告別六十年代”的先鋒。不像有的人隻是用先鋒的唇膏塗抹自己猩紅的嘴唇來裝點門麵招搖撞騙或唬人而已，他們三人確實都是時代的先鋒，在搖滾史上的作用至關重要。而且，重要的是在他們五十歲之後依然都是雄風不減，依然做著他們各自的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