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很奇特的現象，在音樂史或有關音樂評述文章中屢見不鮮：許多人愛把莫紮特和貝多芬進行著對比。仿佛他們是一對性格迥異的親兄弟。
比如柴可夫斯基多次進行這樣的對比：“莫紮特不像貝多芬那樣掌握深刻，他的氣勢沒有那樣寬廣……他的音樂中沒有主觀性的悲劇成分，而這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表現得那樣強勁。”他還說：“我不喜歡貝多芬。我對他有驚異之感，但同時還有恐懼之感。我愛莫紮特卻如愛一位音樂的耶穌。莫紮特的音樂充滿難以企及的美，如果要舉一位與耶穌並列的人，那就是莫紮特了。”
比如豐子愷這樣表述他的對比：“貝多芬的音樂實在是英雄心的表現；莫紮特的音樂是音的建築，其存在的意義僅在於音樂美。貝多芬的音樂是他偉大靈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輝。莫紮特的音樂是感覺的藝術；貝多芬的音樂則是靈魂的藝術。”他還說：“莫紮特的音樂是藝術的藝術，貝多芬的音樂是人生的藝術。”
很少有人拿莫紮特和其他音樂家進行對比。拿莫紮特和貝多芬對比，說明他們兩人地位的重量級旗鼓相當，也說明著拿他們兩人進行對比的人的心目中，對莫紮特的態度和對藝術人生的態度。
傅雷也將莫紮特和貝多芬進行比較，他這樣說：“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麼莫紮特給我們的是無限的信心。”這句話很重要，我以為是傅雷對莫紮特認識和理解的一把鑰匙，是給予我們去認識和理解莫紮特的一句箴言。這句話讓我又想起傅雷說的天籟及天使這兩個詞。和貝多芬相比，莫紮特確實更接近天。莫紮特是屬於夢幻般天的；貝多芬則是堅實的地。因此，我覺得傅雷僅僅說莫紮特給我們無限的信心，似乎是不夠的。莫紮特還給予我們更多的夢幻般的美好、憧憬和撫慰，他能讓我們的心永遠濕潤，而不至於那麼快被世風吹得幹燥、皴裂。
這樣相比較而言，豐子愷說莫紮特的音樂隻是“音的建築，其存在的意義僅在於音樂美”，對莫紮特實在太不公平了。應該說，莫紮特的音樂才是靈魂的藝術；感覺的藝術，說德彪西可以，說莫紮特就不那麼準確。而柴可夫斯基把莫紮特比喻成音樂的耶穌，又有些太過分和神秘感了，或者說有些誇張。
看看傅雷的兒子傅聰對父親的理解，可以看出傅雷對莫紮特的一往情深，在貝多芬和莫紮特之間對莫紮特明顯的傾斜。傅聰這樣說：“我爸爸在《家書》裏有一篇講貝多芬，他講得很精彩，就是說貝多芬不斷地在那兒鬥爭，可是最後人永遠是渺小的。所以，貝多芬到後期，他還是承認人是渺小的……貝多芬所追求的境界好像莫紮特是天生就有的。所以說，貝多芬奮鬥了一生，到了那個地方，莫紮特一生下來就在那兒了。”這話講得很有意思，比父親講得要通俗，卻更形象；比豐子愷講得更深沉；比柴可夫斯基講得更實在，也更能讓我們接受。
我常常想傅聰講的這句話，貝多芬一輩子奮鬥好不容易才到達的地方，原來莫紮特一出生就站在那裏了。這對於貝多芬來說是一個多麼殘酷的玩笑和現實！貝多芬和莫紮特之間的距離竟然拉開了這樣長（是整整一輩子）的距離！
在我們中國，一般而言，人們更多知道的是貝多芬，對貝多芬更為崇拜，莫紮特的地位要在貝多芬之下。我們一直崇尚的是戰鬥的哲學：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忽略了無論與天與地還是與人，還有著更為重要的和諧關係，相濡以沫的關係，相互撫慰的關係。如果說前者是生活和時代必須的，那麼後者在更多的時候一樣也是必須的。如果說前者是要求我們鍛煉一副外在鋼鐵的筋骨，那麼後者則是要求我們有一個寬厚而和諧的心靈。有時候，鍛煉外在的筋骨不那麼困難，但培養一個完美的心靈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這樣，我們就明白了，一般運動員可以從小培養，音樂家尤其是像莫紮特這樣的音樂家，很難從小培養，他們大多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莫紮特逝去了二百餘年，人類曾出現過多少優秀的運動員乃至偉大的英雄和卓越的領袖，但是再未出現一個莫紮特。
其實，並不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天生隻崇拜貝多芬式的向命運不屈而堅強地敲門的英雄，我們一樣崇拜溫柔如天使天籟般的莫紮特，尤其是經曆了漫長而沒完沒了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在日後日複一日單調而庸常的平凡的日子裏，我們離後者更近，便也更向往，更親切。
傅聰在解釋父親這句話“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麼莫紮特給我們的是無限的信心”時，這樣說：“我覺得中國人傳統文化最多的就是這個，不過，我們也需要貝多芬。但中國人在靈魂裏頭本來就是莫紮特。”我不知道傅聰這樣解釋是否符合傅雷的本意，但這話講得很讓人深思。中國人在靈魂裏頭本來就是莫紮特，我們本來應該很容易接近莫紮特，可是，我們卻離莫紮特那麼遙遠。這真的是一個悖論，不僅止於音樂，更表現在我們的人生與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