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四周都是黑沉沉的夜氣，仰起頭來隻見得一彎藍黑無窮的碧落，和幾顆明天的秋星。一道城牆的黑影，和怪物似的盤踞在他的右手城壕的上麵，從遠處飛來的幾聲幽幽的犬吠聲，好像是在城下唱送葬的挽歌的樣子。
（《鬱達夫小說》9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
這是鬱達夫小說《秋柳》中的一段文字，它嚴格控製在質夫的視聽感知之內。不提供質夫視域之外的任何信息。你在這兒找不到講述者。他以書中人物質夫的活動和觀察視點展開文本，因而小說中你隻看到各種人物交往的關係及故事向前的發展。很顯然小說中取消了一個講述者的痕跡。這是一種現代小說（自福樓拜以後至後現代主義時期）的表達方式。取消講述者的好處何在？其一，讀者和文本的人物與故事直接交流，避免隔了一層的感覺。其二，它讓事物與人物直接顯示出來，具有更高程度的客觀性，使人相信文本提供的這就是真的。其三，更好地誘導讀者參與其中，他會自動去判斷人物、場景、故事中的一切，每一個人都會產生出自己的獨特感受。
據我的經驗，如果我們選用曆史或民俗的敘述，表明人物故事都是已發生了的，我們從後麵去追蹤人物、故事，使用講述式很有魅力，但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講述的故事、人物意義表述得太滿，應留有空白，留一些讀者創造的東西。而故事與人物是當下的，是你的實際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你在寫作時，你自己都無法對全部人物與故事進行整體的把握，純粹體現了一種現代創作方式，這適合選擇呈示式，使作者與文本進程保持同步關係。這樣更符合現代小說的本質要求：即故事正在發生的幻覺。
講述和呈示是兩種大的敘述方式，僅是一個大致的劃分，實際上，古往今來的創作者並不那麼嚴格的區分，講述中也會有呈示，而呈示的方式中也會有講述。《紅樓夢》寫日常的賈府生活的行動大致都是呈示的，但《紅樓夢》作為整體方式它絕對是使用的講述方式。需要進一步說明的，中國故事的講述方式比西方不同，中國小說的講述大致隻會在行為推進中有濃厚的痕跡，而對人物動機和主題的揭示並不多，並且不喜歡眾多議論，偶爾有說書人的議論，那是為了吊胃口布置的一種懸念。或者在主題故事之前采用一個入話，說一個相關的小故事鋪墊一下，再進入大故事。話本小說都走這一條道路。但西方菲爾丁的《湯姆·瓊斯》講述過多的在議論，在動機與意義上的揭示，甚至包括作者的倫理宗教態度。這與西方人重視小說的理性闡釋有關。即使是呈示，大量的人物內心活動，心理辯證法的大量介入，使心理呈示也變得像講述人在給你剖析一個心理現象。這是中西小說最大的差別。中國小說的心理活動是隱藏在敘事之後的。切忌把心裏話都說白了，更別把內心衝突挑明了展示出來，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習慣有關，重行動，輕心理。
薩特對這兩種方式有精彩的說法。他認為在一個文本中即使刪除所有這些各種形式的作者聲音，我們所剩下的也還將向我們揭示出一種令人羞愧的人為做作（轉引《小說修辭學》2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所以講述與顯示的要害並不在於講述人是否在文本中出現與否，因為一切文本都是寫作者的結構，僅在於寫作者從指導思想上告訴讀者多少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個敘述視角的問題，講述式是指作者胸有成竹，其故事與人物了然於心，講述人說的故事有從後麵跟蹤敘述的性質。而呈示則要求講述人和讀者與文本保持同步，作者並不預先知道得更多。說白了是讀者有可能更多地參與活動，引起讀者更多的思索。但是呈示和講述比較，顯然缺少了一種作者的聲音，卻可以使文本更好地保持客觀性、中立性、冷漠性、公正性。也就是說，有一種平等的價值觀在文本裏麵，眾多人物，讀者均可以自由對話達到巴赫金複調小說的目的。如果依照薩特的說法，顯示的小說也不能做到把作者徹底從文本中趕出去的，藏得再好的作者必然會在文本中泄露自己的情感、思想及寫作詭計。我們大可不必太在意追求作者在文本中聲音多少，關鍵找到一種適合作者本身的講述方式，同時該講述方式又是適合文本所陳述的人物與事情的和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