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語言內部的創新與發展變化。語言學經過漫長發展的曆史，人們多是從語言的曆史去探討語言問題。在具體語言現象中也是采用曆時性方法研究，關於意義與詞語，傳統意見是詞素中心說，認為意義由核心詞素自身攜帶來的，從曆時語言學看待意義變化。一連串的語言變化，音節是一個個地出現，直到讀完最後一個音節了，該詞的意義便出現了。幾千年人們沒對曆時語言懷疑。索緒爾在20世紀來臨時創造了共時語言學，把語言分為語言和言語。據說他幼小讀中學時便對音位學有特別的敏感，認為N=a，注意到共鳴鼻音的理論。同時他對悖論特別敏感。是他首創了符號學。可惜他的創造性理論1906年便以講課形式出現，經過49年才由施特勞斯發揚光大，影響世界。那麼索緒爾提供了哪些重要的東西呢？其一，沒有差異便沒有意義。其二，做了三個區分，區分了語言與言語，區分了結構與事件，區分了曆時和共時。其三，創立了記號科學。因此他成為結構語言學的源頭，使得結構主義思潮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全世界的熱潮。
其三，語言的作用。語言在漫長的曆史中一直是作為工具而存在，它是一個意義的載體，語言完成言說之後作用便消失了。到20世紀西方哲學發現語言是它自身的主體，它是自身獨立自足的係統。語言先於存在，先於反思，先於知識，總之它是先於邏輯的東西。似乎到今天它變成了一個由工具論到主體論的過程。以我之見，今天我們在小說語言學中來談論它，語言既是工具，也是主體。既是摹仿的，也是表現的，既是建構的，也是審美的。這麼說足見語言功能的多樣性。如果我們執著於它是一個運載工具，那麼語言的表達與審美現象不要了麼？如果語言僅是它自身的主體，和所有的事物並不相關，那麼這個獨立體是幹什麼的？因為語言的內涵必然指向事物的意義。在今天我們尤其要強調語言的多元功能。就我個人而言，我可能更強調語言作為主體的存在。它的工具性也許處於一個從屬位置。這是因為小說是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展示，不重於告訴你事實的真相，在小說中所謂的人與事均是虛構的，作為他們的真相從本質上並不具有很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