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個問題，如果敘述按亞裏士多德的原意，是對行為的摹仿。僅指情節的表述，那麼除了故事以外便不可能再有敘述了。敘述的本義是一種行動過程，它當然最切合於我們所認識的故事表述。但這裏有兩個深層的問題被提出來，第一，並非所有行為過程都是故事的。凡是生命物質在自我生存中都會是一係列成長的行為過程，事物也因自然的各種作用力展示為一係列移動的過程，這些行為也是摹仿範圍。這裏涉及到兩個行為主體，一是人為角色的主體，適合故事。二是所有生命體也是行為主體，也表現為一係列動作過程，但它是非故事的。昨晚一夜大風，次日早開門是漫天大雪，一隻小兔子凍死在槐樹底下，狗和猴子開始爭搶這隻兔子。事情正在發生，而且每個分句之間都發生聯係，這個動態過程被呈示出來，這也應該視為敘述。如果不是，那除了人物的因果行為之外再也不會有敘述了。注意人與事關聯中的因果行為是人強加的，是關係構成的，也是我們從曆時性句子完結之後而推導出來的，所以從敘事的功能性質看，上文舉例自然可以視為敘述。第二，行為過程被摹仿出來是什麼意思呢？這意味著行為已發生了，發生的行為是被動的，仿製成一種狀態，但我的動作不可以站在紙上或眼前，這表明被敘述的一切均沒有發生在現時的眼前，而是被一套詞語固定下來，而且是有規則有秩序地被話語組織成一定形式，而呈現出來的。這表明真正的行為過程不可能被敘述。敘述的行為過程是一種假定，是一套話語策略，或修辭手段。這一點被尤瑟夫·庫爾泰稱之為敘述程子（《敘述學話語符號》天津社科版）。敘述程子的功能用於人物行為過程，作為話語方式它同樣適應於其他行為過程的表述。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實際已經涉及到第三點了。第三點即敘述深層的意義素。敘述在兩個層麵均與意義關涉。首先，意義發源產生，均由敘述來表達和確證。第一點，我們從最基本的詞素開始，進行等級序列的排隊，通過比較才能知道，所差何處，有別於何種不同。紅玫瑰，先找出紅色的不同，再找出玫瑰形體的不同，如玫瑰與刺梅、玫瑰與薔薇、玫瑰與鬱金香的差異，這才能通過形態、顏色、香氣、功能各方麵差異知道紅玫瑰的存在。第二點，任何兩個意義不同的詞，至少有一個或兩個以上的意義素來對其以說明，這就是我們說的同義，近義的表達，如紅色有胭脂、粉紅、大紅等色差，還有一個色彩的不同，卻使用兩個名字。隻有他們被比較、說明，才能獲得一個較準確的意義。第三點，我們說某概念意義，它含有一些假定的預設，有一些非確定的因素在裏麵，我們會列舉許多語義上差異來證實概念意義上的豐富性。例如自由一義便不會是一種單純的指向，它可以指一個人的行動不受幹擾和拘束來進行。它又可以指個體在二難選擇中超出選擇的自由。它還可以指由某些規則的限製，或否定而獲得的一種行為自由。這種互相差別，相異證實，正好說明意義同源多維。這正好看出一種意義是特指的，比較單純精準。一種意義是抽象的，但它有豐富的內涵。無論怎樣這些意義是用語言顯示出來時，均靠語言的敘述表達，特別是那些內涵豐富的意義更離不開敘述準確的表達。
其次，敘述本身也是構成意義的。它傳達意義是最基本的方麵。即敘述在說什麼。但敘述是一個行動過程是一個動態係統，在敘述的過程中也會構成各種意義素。其實判斷敘述之所以成為可能，敘述對世界、對人與事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在於它對意義的表達，或者它構成了意義。如果我們隻是對原物、原行為過程無意義地機械複製，那也就不存在敘述了。那僅僅是堆語言符號。在我們看來，對世界一切事物與人的敘述，即使局部無意義的，他都應該稱之為敘述。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作為敘述者而存在，我們敘述無論是誰，他有表述的欲望，這個敘述便是被選擇的，他選擇敘述這一手段便暗合了他選擇的意圖，於是敘述方式在被選擇時便具有了它隱含的意義。但這個敘述必定是整體上合乎意圖的，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這就是說，我們對行為過程的表達，一方麵承擔的是敘述結構，按敘事文的各種語序和關係來為自己分配基本功能；另一方麵，它承擔著語義要素，這些要素是係詞性的或功能性的，文本就是由它們編製而成的（同上引99頁）。由此看來，最根本的敘述仍是對意義的表達，或者說敘述本身便在構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