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評論家葉洪生在談及金庸《射雕英雄傳》對後世的影響時說：“《射雕》虛構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為台、港武俠作家所宗。”這一評論倒還恰切，但“給武功高手進行排序”並非金庸原創。早在清康熙年間褚人獲所著的《隋唐演義》中便有以李元霸為首的“十三條好漢”之說；而使用方位詞為俠客們起綽號的手法也由來已久，如清末公案小說《三俠五義》中著名的“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等。金庸不過是在借鑒前人的基礎上又賦予一些新意罷了。
爭強好勝是人的一種本性，即使隻是作為一場競技的旁觀者也渴望看到參與較量者分出強弱高下。就像能參加奧運會或世錦賽決賽的本都已是頂級的優秀選手了，可觀眾還非要看他們比出個冠軍、亞軍、季軍才肯罷休。如果取消了獎牌爭奪和名次排列，那體育比賽的魅力也就喪失殆盡了。
武俠小說中少不得武林高手間的武技比拚，小說的結局也往往是由比拚的結果決定的，因此俠客武功的高低順序自然成了讀者的一個重要關注點。而武學與文學不同，李白和杜甫誰寫的詩更好，極難有個定論，但兩位俠客哪個武功更高，出去比試一番便知分曉。正如俗話所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更何況中國的老百姓受傳統等級觀念和禮儀規矩的影響，就喜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就喜歡將人排出先後次序。施耐庵在《水滸傳》中給梁山一百單八將搞的那個英雄排座次，至今仍為廣大讀者津津樂道；羅貫中在《三國演義》裏並沒有任何形式的排序，而民間卻自發地將三國英雄們按本領高下列為：一呂（布）二趙（雲）三典韋，四關（羽）五馬（超）六張飛……
可以說“武功排序”首先是讀者們的一種閱讀渴望，而聰明的武俠作家們捕捉到了讀者的這一心理需求，於是將其演化成了一種吸引讀者眼球的寫作手法。金庸在《射雕》中“東西南北中五大高手說”，便是對排序手法的一次極為成功的運用。
自此以後，港台武俠世界的“以武排名”便蔚然成風。如諸葛青雲《奪魂旗》開篇便講明了江湖中有“乾坤五絕”，即東僧、西道、南筆、北劍、奪魂旗；慕容美《公侯將相錄》中依照古代爵位“公侯伯子男”、“將相卿尉”給武林中人排名；臥龍生在《玉釵盟》裏則以“一宮二穀三堡”來為名門大派設定序列。而最為膾炙人口的“排序”，是古龍在《多情劍客無情劍》中設置的“百曉生兵器譜”，通過如意棒、龍鳳環、小李飛刀、嵩陽鐵劍、溫侯銀戟、神鞭等奇異兵器的排名，生動地表明了天機老人、上官金虹、李尋歡、郭嵩陽、呂鳳先、西門柔等江湖頂尖高手們的武功位次。
排序手法的運用，除了可以迎合讀者的欣賞心理，還能增加小說的內在張力。因為武俠小說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年輕人，這樣的後起之秀要想在江湖上有所作為，就難免要和武功排位靠前甚至第一的高手不斷發生衝突，由此引起的一場場的龍爭虎鬥便成為推動整部小說情節發展的巨大動力。這些勢在必行的生死決戰，什麼時機爆發、其過程如何、主人公能否取勝等問題，構成了故事的一個個懸念，也會引發讀者的強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