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周作人君論海寧王靜安先生之自沉，謂其晚年性情與學問環境相衝突，非出於自殺不可，其援理甚深，評事甚刻，雖然，未足以知先生也。感情與理智不可分者也。人之稟賦，有極強之理智，必有極強之感情；有極強之感情，必有極強之理智。有其一而不備其二者，則必非真理智真感情。盧梭欲屈理智於感情之下，則其理智之強可知。而大科學家大哲學家之所以成大科學家大哲學家者，豈不以其有強毅之精神乎？強毅之精神即感情之持久者耳。餘謂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皆理智與感情極強之人，先生即其一也。理智與感情必有所寄而後可免空虛的痛苦，其尤強者則其寄之也尤深。先生少年寄之於哲學，中年寄之於文學，晚年寄之於經史之考證學，雖謂其精神一貫可也。故上古三代之所存、流沙絕域之所出、聱牙詰屈之語言、散漫放佚之史料，他人視之固幹枯無味者，而先生摩挲之、整理之、考證之，日寢饋於其中，若有無窮之興味存焉。及其所成就，規模大於程易疇，精博過於吳客心齋，識見超於錢竹汀，為承前啟後之一代學者。衝突雲乎哉？衝突雲乎哉？
然則先生曷為而自沉耶？曰觀於其自沉之地點及遺書中世變之語而可以窺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濁世之年少，相與指畫而言曰：某人者頑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遺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觀念，一代有一代之偉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變也無涯，與其逐潮流而不反，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堅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人亦終有一日而為潮流之落伍者。夫為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之時代中一無表現耳。且先生所殉者，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別之政治。善哉義寧陳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為三綱六紀之柏拉圖式的概念，故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也。
抑餘謂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為哲學上之解脫。三綱六紀之說亦不過其解脫所寄者耳。先生抱悲天憫人之思，其早年精研哲學，受叔本華之影響尤深。即其詩詞之所歌詠，亦徘徊於人生諸問題之間。雖晚年絕口天人之語，然吾知其必已建設一哲學之係統。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先生曰，人之生，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苦痛與倦厭之間。其作《紅樓夢評論》時，已大徹大悟於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為一之理。唯其大徹大悟，故能泰然與世無競，超出於生活之欲之外，而逞其勢力於純粹之學問，上稽上古三代之製度文物，下考遼金蒙古隱晦之史料，以有大發明大貢獻。雖學問之有絕對價值與否，先生不自知，然而於現實之世界上，欲求精神之寄托與慰藉，則固舍此未由也。而知識彌廣，則痛苦亦彌深，懷抱絕學，如孤行於沙漠之上，世無有能知先生者。即新式學校之聘先生為教授，亦不過如先生所自雲，商彝周鼎，借飾觀瞻而已。故一旦時機相逼，則最後之解脫，先生亦樂之。“五十之年，隻欠一死”，何言之悲耶！Pling曰，自殺者，自然賦予人之最高之權利。先生曰，人日日居憂患，有憂患，而無希求解脫之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先生嚐詢人：人言自沉者能於一刹那頃，重溫其一生之閱曆，信否？嗚呼！吾知其徘徊頤和園之長廊時，其腦中所重溫者，必非家庭問題、政治問題，而為少年時所深思之哲學上諸問題。故當其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此一刹那頃，先生或有勝利的微笑歟？
解脫之道亦多端。先生素不主自殺。嚐譏腦病蹈海之留學生為意誌薄弱，而社會之鋪張之者，可科以殺人之罪。其論《紅樓夢》，謂金釧之墮井、司棋之觸牆、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均非解脫。又豈知於二十餘年以後，先生亦不得已而出此意誌薄弱之舉動耶？則世變逼之使然也，則世變逼之使然也。先生曰：“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將就床，此時不適於為學，非與人閑話，則但可讀雜記小說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將就木，此時亦不適於為學，非枯坐終日，亦但可讀雜記小說耳。”先生嚐與人言，精力漸衰，飯力就減。夫先生之精力固未嚐衰也，觀於其於自沉前數日猶從容寫蒙古劄記、閱清華研究生之試卷而可知也。嗚呼痛哉！
先生之自沉，迄於今一年。為衝突而自殺歟？為忠藎於前朝歟？為哲學上之解脫歟？奔逝而去者，昆明湖萬頃之洪波，而默然無以應我也。然而學問思想文章道德四者不滅者，則先生亦永受後人之膜拜已。
（原載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十二期，署名“縠永”。）
（一九二八年七月《學衡》第六十四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