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一期”一晃就是一個月，飆子用自己最大的潛能完成了自己的最後一道問答題，題目是《警察應該效忠誰？》。讓他自己也感意外的是，他的闡述竟獲了個滿堂喝彩，連孔正政委聽完之後都頻頻點頭讚許。
他選擇這個題一點兒不盲目，因為那次政委訓話讓他獲得了極為深刻的啟發。袁世凱實現了警政製度不假，然而他卻是個地地道道的竊國大盜，幹盡了壞事兒，其中在如何應對宋教仁的問題上就是典型一例。30歲的宋教仁是同盟會中最年輕最有才幹的政治家，既有豐富的理論素養，又是紮紮實實的行動家。民初的許多大法都出自他手，其中影響深遠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是這位仁兄帶領寥寥數人，一夜之間起草成功的。玩兒手腕耍陰謀，袁世凱是大師，而搞現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就比袁世凱內行多了。宋教仁的非凡才幹，引起了袁大師的高度重視，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於是送錢送物拉攏收買宋教仁，而宋教仁油鹽不進，這成了袁大師的心腹大患，有識之士私下並普遍認為：“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那時國民黨選戰大勝，全黨士氣高漲，宋教仁所到之處，歡迎人群人山人海，且演說鋒芒畢露，咄咄逼人，把袁大師的政府批評得一無是處，甚至指名道姓地說袁大師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於是，“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這種屢試不爽的政治鬥爭手段，再次發揮到了極致。就在宋教仁四處奔走宣傳共和時，他受到袁大師電報，邀他赴京磋商重要政務，他即刻決定赴京。有人囑咐他小心從事以防不測，但宋教仁坦言：“無妨，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險，也當全力赴之。”死神在悄悄逼近這位年輕的政治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於右任等革命戰友陪同下來到上海車站，突然槍聲響起，宋教仁倒下了……當時在日本的孫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憤欲絕，撰聯挽曰：“作民權保障，誰為後死者；為憲政流血，公真第一人。”不僅如此，由於袁世凱的指使，趙秉鈞參與策劃刺殺宋教仁，“刺宋”要犯之一被袁世凱派人追殺。趙秉鈞派人緝凶並致電袁世凱為“刺宋”要犯鳴不平，說“以後還有誰為總統做事”，袁世凱不予以理睬。此後，趙秉鈞慪氣稱病不出，結果被人下毒，七竅流血暴死在家中。此血案是否袁大師親下殺手已經不重要了，但中國民主政治的萌芽自此被扼殺了卻是事實。中國近代的警政製度是借鑒西方而建立的，理應保護民主政治才是，可惜袁大師隻借鑒了人家的軀殼兒，骨子裏卻依舊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警察成了“袁家軍”變為打壓對手的一個工具，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儈子手。飆子得出的結論是，警察應該而且必須獨立於任何所謂的組織之外，公器公用，效忠法律才是它惟一的天職，隻有這樣，人民的江山才能萬年長。
唐吉平時比飆子更善於思考，語言雖然樸實無華，但表達的意思極為切合要點，常常因為概括精準而掩飾了文化底子薄的弱點。現在，他的觀點語驚四座：“行啦，行啦，別說啦，‘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皇家文化大一統政治的必然產物。別說袁世凱，換了誰都這德行，沒權沒地位時，要民主要權利，一朝大權在握便一言而為天下法，不過，這也怪不得誰，就這文化熏陶出來的，就這胚子，即使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共和一時沒法兒實現，可是旗號還是那旗號。在清政府創辦警察以後的半個世紀裏，中國警察雖有一定發展，但這段時期內的警政建設由於是在缺乏相應的民主政治和憲法、法律的製約機製下進行的，從而導致了警察的專橫和警政的腐敗等一係列惡劣後果。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不久，國民政府遷往南京，開始了蔣家王朝長達22年的統治，警察自然也就成了看家護院的一條狗。在這段時間內，中國警察製度得到了發展，不但進一步完備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網，使之更加趨於嚴密，而且逐步完善了警察內部管理體製，還不斷健全警察的社會職能。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警察製度的建設是畸形的，仿效法西斯模式，組建特務機構，建立秘密和公開相結合的嚴密警察網，實行軍警結合，警察、憲兵、特務三位一體的白色恐怖統治，凡是不滿的人，都可能遭到異常嚴厲的懲罰，在人們心目中，警察完全是一種淩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警察的發展與人民的苦難成了同義語。因此，中國近代製度決定了這個時期警察文化的昏暗和恐怖的血腥味。”
胡局的思考略高一籌，是關於法治和人治的問題，他認為警察的問題隻是個表麵現象，根子在人治，如果隻談警察問題，那就膚淺“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大錯特錯了，人治問題如果得不到徹底解決，那麼警察永遠是代人受過的替罪羊。唐吉的論述剛一結束，胡局也不示弱，出言鋒利，直奔要害，在培訓班上竟引起了一場山崩海嘯。
“說來說去都他娘的警察不好，叫咱說呀，這是‘屄歪還怪馬桶漏’。……當一個人忽然受到控告的時候，自由在瞬間就成為一個懸而待決的問題，要是在古代，就會有一副枷鎖套住他的脖子和手腕，推到衙門的公堂之上，在‘明鏡高懸’大匾下，由那位手持驚堂木的七品烏紗來裁判了，冤與不冤，就全看他是否廉政奉法了，這便是中國幾千年的人治，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有多少年的社會史，就有多少年的人治史，一直這樣，即便到了‘共和年代’也沒改變……”
主持小結會的教官打斷胡局的話說：“胡局，你到底想要說啥？不要扯遠了嘛。”
“哦，請您耐心聽咱說下去，咱想說的是，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適合中國國情？在中國曆朝曆代都不缺少法律和法律製度，簡稱法製，然而有了法製，並不意味法治自動生成，這隻是前提一個條件……”胡局邊說邊搖頭晃腦，見教室內鴉雀無聲，有些興奮，擺出一副學究樣說，“哦，對不起啊，咱現學現賣，請理解，請理解，大家知道，與法治對應的是人治，這法製就產生了跟誰結合的問題，也就是說法製既可以與人治結合，也可以與法治結合，兩種不同的結合自然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首先，當法製與人治結合的時候，長官權威至上，法律權威居於第二而成為權杖的一個標誌；當法製與法治結合時，法律主治，法製的權威就超越了政府的權威、長官的權威，成為所有社會群體、所有個人的行為準則，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典型例子。以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法治派革命的初衷是為了在中國實現公民社會建立法治社會，而不是臣民社會的人治社會，不幸的是，稚嫩的法治派還沒站立起來，便被強大而頑固的人治派打翻在地，而且還被視為一種邪路，定格為不適合國情……曆史就這麼又倒退了回去……唉，說起來真叫人悲哀呀，現在，在咱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泱泱大國裏，還把希望寄托在某個明君、某個‘組織’的身上，就真的沒法兒說了，不出問題是暫時的，出問題才是必然，遲早一天的事兒，因為，普天之下：絕對的權力，必然是絕對的腐敗。中國曆次改朝換代的緣由都是這個普世真理的最好的注腳。所以，咱的最後結論是，無論哪個人哪個組織扯起多麼美麗的旗幟，高喊著多麼漂亮的口號，也無論他能找出多少個冠冕堂皇的借口，不棄人治揚法治，弄到最後都是盛極而衰沒個善終，陳勝吳廣是如此，李自成是如此，南京的洪大天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