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局的話音剛落，在座的學員們都驚訝萬分，這個胡局在說啥呢？太不可思議了，簡直就是胡思胡想，誰不知道人治和法治是一個國家的管理手段？在咱們這兒，上麵怎麼說你就跟著做就是嘍，從來都這樣，地義天經，管你個小警察啥屁事兒？是不是腦子出啥問題了？學員們瞪著大眼睛看了胡局一眼，讓後又把目光轉向坐在前排的政委，政委臉上毫無表情，多年來的對敵鬥爭生涯使他養成了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習慣，叫人很難看出他的傾向性。政委擺擺手，示意胡局往下繼續說。
咱沒上過大學，初中到頂兒，不過咱這人有個壞習慣，平時愛看書，擅長以史為鑒。記得到初中畢業時，就已經相信‘人民必勝’這句話了，認為勝利永遠站在正義者一邊，認為冥冥中自有一種力量為邪不勝正買了保單，認為人類的前行必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屬於上帝，絕不屬於撒旦。因而很自然地瞧不起蔣介石，視之為人民公敵和魔鬼的代言人，所以他輸了，他如果是正義的他為啥會輸？這個先驗性的信條，其卯竅正在於此。既然‘人民必勝’，勝利者就必然是代表和護衛了百姓利益的牧羊人，必然是領了上帝旨意而降生的救世主。這麼去想，才發現冠冕堂皇的口號背後，充其量也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翻版。咱們從小被賜予了許多神話，其目的無非是在每個人的心中樹立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猶如統治者都要強調‘奉天承運’一樣，都要到泰山之巔領取玉皇大帝的‘十誡’。反之，一切造反者就要為了人民‘替天行道’，就要造出天命已變的勢來。哈貝馬斯稱，一切現代政權都無法回應一個詰難：在一個多元化、一個喪失了上帝甚至喪失了主體性的年代，怎樣才能樹立‘合法性’，怎樣才能化解國家權力‘合法性’的危機？但這個詰難對咱們不合適，新政權的‘合法性’並非來自馬列主義這個舶來品的橫空出世，如同中國曆史上任何朝代一樣，新中國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幾千年道統的一脈相承上。‘人民必勝’就是‘奉天承運’，共產主義革命就是湯武革命，這樣才能使新潮獲得廣泛的、有曆史厚度的認同，也給投誠者和前朝貴胄一個‘棄暗投明’的暗示和安慰，不算失節。但勝負之間，並與真理和正義無關。在虛擬的‘人民’背後，老百姓永遠是神仙打仗的犧牲品和戰利品，能夠放出勝負手的，都是‘風流人物’。毛主席曾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才是正確無比的大實話。手裏沒有軍隊，‘人民必勝’就是妄語。所以45年國共談判時，共產黨提出‘軍隊國家化’，也就是公器公用，哥倆也是心照不宣，如果咱們時機不好，沒成功，就絕不會說‘人民必勝’，而要反複強調：真理總是在少數人手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問題是誰來為一場戰爭買單？
在古往今來一切關於打不打的戰爭決策中，軍隊都是主戰派，因為他們不是買單人，士兵的傷亡也不用他們買單，在純經濟角度上甚至還會給軍方帶來收益。現在還有個問題，到底誰是人民？是你我他嗎？好像都不是，那誰又是正義和真理的法人代表呢？據說在國民黨戰犯裏，黃維將軍的抵觸情緒最大，他對蔣介石很是忠心。有一次戰犯們學習陳伯達的《四大家族》，黃將軍哪裏肯服氣呢？說把中、中、交、農看成四大家族，甚至看成蔣介石一家的私產，不公平。這廝居然還振振有詞說：現在中國人民銀行和毛澤東算不算一家人？嚇得戰犯們噤若寒蟬，沒一個再敢說話了。這一例顯示出敵我分別外，還有一個節操問題。雙手擁護共產黨的戰犯可以說他服從改造，但如果千載之後再看，恐怕就不如黃將軍有失敗者的骨氣了。敵我之分在曆史上是很渺小的，‘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是雨果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九三年》裏的名言。咱常常在想，解放軍的萬千烈士建國後受到優待、追掉，國民黨的陣亡將士卻被一筆抹去，親屬還因此受到歧視遭到迫害，度日如年，其實都一樣是腿肚子沾滿泥土的老百姓，一樣的當兵吃娘為國家效力，何其無辜而悲哀！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人算不算人民的範疇，要是不算那算啥？後一例卻表明統戰的目標，壓過了所謂‘正義’，統戰也是為政權樹立‘合法性’的方式和機會。竊銖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這也是曆代肉食者對前朝宗室的一貫做法。問題在於：你若是把前朝貴胄（階級敵人）都殺光了，你把前朝的‘合法性’都否定完了，你自己的‘合法性’又哪兒來呢？所謂道統是有淵源的，不可能憑空杜撰。因此曆來開國之君隻殺功臣，而不殺前朝皇室，反而要封爵、優撫。既顯示其恢宏大度，又象征‘合法性’火炬的順利交接。這更加說明，自從盤古開天地，一切政權的跌更，翻雲覆雨，都不過是董事會的換屆，星星還是那星星，公司還是那公司，你我老百姓一個，不過是賣命拿錢兒的主。將真理和人民這一商標，附麗於政治的征戰之上，是權貴的帽子戲法兒，假如大家當真了，就淪為阿Q，以牧羊人自居的救世主卻在一旁暗自得意，更加道貌岸然了。聽得出來，胡局的準備是下了一番苦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