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段時期蔣介石的日記裏就可以看出，1942年國內國際形勢異常複雜，作為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9月初，蔣介石到西安召集軍事會議，蔣鼎文再次呈報災情，希望河南軍糧問題能夠引起中央足夠重視。蔣介石高度重視，但由於對事實情況了解不清，他認定所謂軍糧問題，完全是由於糧政人員辦事不力所致，並不是因為糧食缺乏。
蔣介石因此規定，以後縣長的考績，軍糧和兵役各占35%。第一、六戰區可以設立戰區糧食調查處，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戶人家，調查清楚之後，即轉交省政府管理統製，以備不得已時就地征購，接濟軍食。考慮到河南遭災的特殊情況，蔣介石同意河南的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並把西安方麵的部分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
1942年9月後，隨著救災工作的展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相繼製定了《緊急救災實施辦法》、《獎勵各縣紳商富戶自動救濟災貧辦法》、《節食救災辦法》等政策法規。並設立難民收容所，較大程度上緩解了難民的無序逃亡。河南省政府衛生處抽調精幹力量，組織臨時防疫注射隊，為魯山等地的難民注射疫苗，減少了一些無謂傷亡。針對流向陝西的難民人數眾多問題，河南省賑濟會在洛陽設立了辦事處，主要工作是有序運送難民。省政府並致電陝西、湖北、安徽等鄰省，呼籲“各本救災恤鄰之旨，對豫民入境賜予安置”。 雖然政府做了相當安排，但臨近冬季之時，災民死亡率還是急劇上升。個別地方甚至還發生了賣妻賣兒、易子而食等聳人聽聞的事情。
對於嚴重的災情，河南及周圍軍隊各部都給予災民積極幫助。蔣鼎文接到各部隊目擊各地災荒的報告，提倡第一戰區全體部隊參與救災，具體辦法是每月減食兩餐。楊虎城的舊部第四集團軍第38軍在駐地汜水積極響應，辦起一個規模不小的粥廠，每天固定開24鍋，有時還根據情況臨時增加。汜水周圍的饑民經所在村開具介紹就可發票領粥，就食者每日都在千人以上。第17軍駐澠池官兵配合節食救災，先是省出了15萬斤糧食，後又撥款開設粥廠11處，增加節糧力度用於施粥。第三十六集團軍把節餘下來的4萬多斤糧食交由各級政治部，會同新安縣政府、地方保甲長散發災民以資救濟。陝西關中地區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團軍，1943年春自發節食十日，共得麵粉5 000多袋，由豫省駐陝糧秣處彙扣撥交。
河南駐軍很大一部分是屬於湯恩伯係統的中央軍，該部也積極參與救災。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第13、29、暫15軍全軍，三一分監部，獨立第14、15旅等部，從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共計節糧128萬斤，用於救濟賑災。第三十一集團軍總部又分兩次放出小麥、雜糧等軍糧600石，用於救濟漯河大新店鎮一地災民，此地當時沒有餓死一人，這在河南大災中實屬罕見。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部、第十五、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騎兵第2軍及騎兵第8師，第85軍等部，也從1943年1月份至5月，籌得賑災糧125萬斤。此外，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又單獨捐出賑災糧15萬斤。
1942年的河南，當時是抗日最前線，並不是大後方，占據河南的既有國軍，也有日軍、共產黨軍隊、豫西土匪等各種勢力，占據區犬牙交錯。救災中，當時的國民政府事實上做了一定的工作。現在還留存有大量當年河南國統區賑災文章、曆史照片，政府不但在各車站、集鎮、街道廣泛張貼有抗災標語橫幅，還開倉賑災。此外還有政府專門開通免費火車組織疏導災民坐火車前往陝西、甘肅逃荒的照片。
在此次救災中，何應欽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舉措就是大量收容災童。1943年3月，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來到中原大地，用相機拍下了沿途見到的一切，而這一切使他感到無比震驚。這位美國記者說：“我認為湯恩伯不失為一個好人，他命令所有的軍官都要在營房裏收留一名災區孤兒，所有的士兵都要從每月的配給中扣下一磅糧食分撥給受餓的人們。”
1944年4月17日，日軍發起了“一號作戰”。大戰再次在河南爆發，日軍依靠龐大的機械化部隊，大有橫掃豫中平原之勢。日軍圍攻許昌時遭遇國軍頑強抵抗。激戰至30日晚上，防守許昌城的新29師傷亡慘重，師長呂公良壯烈殉國。蔣鼎文的司令長官部被日騎兵部隊包圍，多虧他的一個參謀長親率警衛部隊將日軍引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才得以脫險。蔣鼎文深知河南戰局險惡，在官莊臨時戰鬥指揮所給夫人和胞弟寫了一封絕命家書，其中寫道：“我早已以身許國，且為職責所在，一息尚存，當與暴敵拚，人生幾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關頭，我一定認得清楚，望勿以我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