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和平無望的最後關頭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中這樣說：日本蓄意侵華，由來已久，遠在明朝萬曆年間，豐臣秀吉即有征韓侵華的企圖。明治維新以後，他們向國外發展和侵略的野心，更加熾烈……於是我們的琉球群島、台灣和澎湖、旅順、大連，以及我們的鄰邦朝鮮，遂先後為日本所吞並。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學習歐美技術，走上了工業化的富國強兵之路。發展工業，必須需要大量資源，但眾所周知，日本國土狹小，國內資源匱乏。日本的東邊是太平洋，再往東是經濟和軍事實力強大的美國，向西擴張、侵略中國自然成為日本的唯一選擇。1904年日本戰勝俄國，從此以經營南滿鐵路為名，在中國東北地區部署軍隊。此後，侵略步步加深。在東京，日本百姓早已從軍方的宣傳中認識到滿洲是日本人的生命線。
著名曆史學家張鳴教授對於日本的崛起有著一番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當時整個世界的潮流就是，每個國家的崛起都要通過對外擴張來實現，日本也不例外，朝鮮和中國是日本對外擴張的犧牲品。日本對侵華蓄謀已久，他們認為一定要控製中國，日本才能崛起。雖然田中奏折未必是真的，但這種論調在日本國內還是很有市場的，他們走了一條對外擴張的道路，這肯定是一個“時代趨勢”。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軍事行動派的陰謀才可以得逞，小則綁架整個政府，大則綁架整個國民。後來到了全麵侵華的時候，日本整個國家都被綁架了。
李宗仁則是從民族的角度分析日本侵華的原因，他在回憶錄裏寫道：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這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於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殊不知日本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時至二十世紀中葉，全球所有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的風氣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國主義且已日益式微，繼起的日本焉能後來居上？所以日本開明之士說，日本侵略中國，無異於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再者，日本認為中國是古老文化，不堪一擊，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從中國傳去的，最近才受西風東漸的影響而從事維新。中國也正以同樣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識逐日提高。不過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改革起來沒有日本那樣迅速有效罷了。惡可視為無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短暫的和平假相，實際上世界大國們都清楚，這段時期隻是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時期，國與國之間尖銳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其中日本對巴黎和會、《凡爾賽和約》以及國際裁軍協議極為不滿，同時又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於是侵略中國的步伐越來越快。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劃了“柳條湖事變”，從此中日雙方走上了長達14年的戰爭之路。當時中國的形勢糟糕透頂，北洋軍閥各集團紛爭不斷，國民黨各派係貌合神離，加上東北流民動亂，社會動蕩不安，無法集中力量對抗侵略，這個事實被中日雙方所深知。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張學良致電東北軍，傳達不抵抗政策：“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致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複，極宜力避衝突。”
“柳條湖事變”爆發後，遼寧、吉林兩省相繼淪陷。此後數年，中國部隊與日軍在長城沿線展開了大大小小數百次交戰。1933年，國民政府在綜合國力不濟的狀況下，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停戰協議》，但這並未阻擋日軍的鐵蹄。麵對日本的得寸進尺和步步緊逼，各地愛國軍民對政府和軍隊的不抵抗政策大為不滿，抗議遊行頻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步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轉折點。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關於團結抗日的意見，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政局的這一重大變化，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不僅沉重打擊了日本的全麵侵華政策，還推動了中國全民抗戰的開始、堅持和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示範作用。
從北伐勝利到“西安事變”， 國民政府建國、強國計劃成效顯著，GDP連續十年躍居國際前列，國家綜合實力明顯增強。“西安事變”後，全國軍民的抗日熱情日趨高漲，中日間一場大戰即將爆發。此時很少有人意識到，戰爭是硬碰硬的實力比拚，而不是靠著一腔熱血就能解決的。蔣介石左右為難：這場戰爭暫時還不能打，但是又不能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