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鼎文，出生於1895年，字銘三，浙江省諸暨人。在國軍內部，他既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 之一，又是何應欽的“四大金剛”之一。他早年畢業於浙江陸軍講武學堂，在東征陳炯明時任黃埔軍校教導第1團第1營營長，在棉湖戰役中他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彈穿左肺而不退，一時被傳為佳話。蔣鼎文在浙江諸暨老家有著不錯的口碑，當地許多老人至今仍念記著他為家鄉辦學校、建醫院那些陳年往事。
19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駐守河南，很快就麵臨一個棘手的問題，河南遭遇了大旱災。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麥收平均隻有一二成，搞得人心惶惶。繼而整個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幾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強種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種太晚，不能結實生籽。偏偏禍不單行，夏秋之交，又鬧起了蝗災。蝗蟲滿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穀子地裏，翅膀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瞬間就將禾苗齧光。
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紀念抗戰五周年講話時指出：“今年若幹縣份二麥複欠收成，秋旱可慮。至於勘災請賑更當努力辦理，總期於‘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則下，並與盡可能範圍內，力求民眾負擔之減輕，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對河南災情的表述有些輕描淡寫，未加重視，沒有調查實情。在他看來，各縣為避免多出軍糧，難免有誇大災情之嫌，因此他認為沒有必要第一時間把河南遇到的困難上報政府。由於他的失誤彙報，給上層造成了錯誤的判斷。
1942年6月上旬，日軍向林縣、陵川、淇縣等地發起進攻。國軍抵擋不住，紛紛根據總部指示轉移太行山區，采取“敵來我走，敵退我追”的方式和日軍周旋。但是第40軍106師師長李振清決定不按總部指示，聯合第39師痛擊來犯之敵。6月12日將近拂曉的時候，第106師成功聚殲林縣合澗鎮附近的一股日軍，繳獲戰馬200餘匹。接著又在火燒莊與敵人廝殺兩晝夜，有力阻止了日軍的進一步掃蕩。
由於河南大旱，冀察戰區太行山遊擊根據地的給養十分匱乏，官兵主食為玉米。當地百姓的日常飲食也非常拮據，除極少數人家有餘糧外，大多數人家隻能依靠米糠、紅薯幹、野菜之類果腹。李振清師長為了減輕地方負擔，派人到山西設法收購軍糧，再搬運來，以供軍民食用。起初官兵還能每日吃上兩餐，後來逐漸供應不上，不得已隻好把米糠、觀音土摻在小米內，維持官兵三餐。
當時的河南省政府沒有如實報告災情，但駐軍擔心影響軍糧供應，將可預見的嚴重情況通過各種管道向重慶傳遞。據後來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劉茂恩回憶，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重慶晉見蔣介石時，曾經報告過河南災情，蔣介石聽後要他趕快向何應欽反映。未料何說：“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麵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蔣鼎文將河南旱災、蝗災實情上報，因為與省府所報不同，不僅未受重視，反而遭到批評。河南軍政雙方為此引發極大利害衝突，蔣鼎文憤怒之下，一度扣留了河南財政廳長和糧政局長。
蔣鼎文說：“本來我隻管軍事，征糧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糧，李培基卻報告說河南的收獲還好，這使我不能向他處求糧，為了軍糧，現在你們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辭職，二是拿出糧來。”河南駐軍與當地政府的矛盾開始激化。
此時，全國的抗戰形勢及國際局勢是什麼樣的呢？
從1942年上半年的蔣介石日記中絲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災情。在此期間，他記下了出訪印度、指導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權衡浙贛會戰衢州守與不守、引導“新疆王”盛世才歸附中央等事件的點點滴滴。
當戴安瀾師長緬甸殉國的消息傳來後，他在日記裏不禁感慨萬千說：“杜聿明處置不當，如當時能遵令由河膀向景東轉進，則絕無此事。痛哉！”
5月，日軍為摧毀中國東南一帶的航空基地，調集重兵進攻浙贛鐵路沿線。圍繞是否保守衢州的問題，蔣介石陷入苦思，最終痛下決心棄守。他在日記裏說：“我為政略計，應放棄衢州，萬不可以無關緊要一地之得失，爭一日之榮辱，而忘最後成敗之大計也”。
此時，長期與中央政府若即若離並且全麵控製新疆地區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歸附重慶。蘇聯大使卻釋放出“中央接防河西，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氣，企圖阻撓此事；印度國大黨領袖甘地一直尋求民族獨立，他要求英國退出印度，為此特別寫信給蔣介石征求意見，蔣介石覺得不是時候，但又感到一時難以作答；山西地方實力派與日軍暗通款曲眉來眼去，蔣介石憂心忡忡在日記裏痛責閻錫山“廉恥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