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風雲突變，北伐勝利後，這個剛統一的國家正準備投入建設時，九一八事變突然發生；中國正準備忍辱負重，想等到建設完畢再與日本一決雌雄時，“西安事變”又來了。此時，中國所完成的積累僅有九牛一毛，抗日需要大量的本錢，可是這個本錢實在沒有。
“黃金十年”中，國民政府大力扶持民營企業，為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工業基礎。此外，蔣做了大量的抗戰準備，句句話不離抗戰。在廬山會議期間，成篇累牘的講話綱要都是談論如何抗日。
拋開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對比，1937年中日軍事實力對比也差距極大。
在陸軍軍力方麵，國民黨軍隊有220萬人，日軍有448.1萬人，從數量來看大概為1∶2 。但是現代化的戰爭不是靠軍人數量，最重要的還是部隊作戰素養和武器裝備，在戰爭的頭幾年，中日雙方軍人的死亡人數比接近5∶1。從這點來看，日軍單兵作戰能力大約是中國軍人的5倍。
在海軍軍力方麵，單從噸位來看，中日對比大概是1∶30，但是中國海軍的艦艇大多是北洋水師留下的老古董，戰鬥力大打折扣。如果從一個老師的角度來給兩國海軍評分的話，倘若日本是100分，那中國還不到10分。
在空軍軍力方麵，1937年中國隻有300架飛機，其中包括許多不能作戰的教練機。如果按照美國誌願航空隊指揮官陳納德的標準來看，中國能作戰的飛機還不到100架。
兩國實力懸殊，再加上中國連年動蕩不安造就的千瘡百孔，在日本軍人看來，中國軍隊簡直不堪一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貪得無厭的蠶食引起了中國人民一致聲討，蔣介石頻頻暗示日本，中國人的忍耐不是無止境的。此時日本軍方根本不理會蔣介石的暗示，最終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整個中華民族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和平無望的最後關頭，中國人民不分種族、年齡、性別，在戰爭麵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用血肉之軀築造了一座新的長城。
真實的1942
1942年河南遭遇了大旱災，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麥收平均隻有一二成，繼而整個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幾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強種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種太晚，不能結實生籽。偏偏禍不單行，夏秋之交，又鬧起了蝗災。蝗蟲滿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穀子地裏，瞬間就將禾苗齧光。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第二天淩晨1時，消息傳到了重慶。大約3個小時後，專門負責國際宣傳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打電話報告了美日開戰的消息。蔣介石當時正在郊外的黃山官邸，他立即意識到中國抗戰的轉機到了。此時中國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已經獨自支撐了四年。果然，美國總統羅斯福很快致電蔣介石，提議設立中國戰區，並由蔣介石擔任戰區最高統帥。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四國為首的26國，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孤軍奮戰四年多的中國，從此不再孤獨，並且在名義上成為了反法西斯同盟“四強”。
與此同時，湖南長沙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攻防戰。日軍為了牽製第九戰區國軍南下，以便其順利攻占香港，集結7萬餘人大舉進犯湘北。在付出了高於香港作戰兩倍多的傷亡後，仍未能攻入長沙，反而在撤退時遭到國軍強有力截擊，倉皇撤回原防。第三次長沙會戰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盟軍方麵獲得的第一次勝利。當時日軍正橫掃東南亞英美荷等盟國軍隊，國軍取得的這一戰績振奮了反法西斯陣營的軍心。英國《每日電訊報》對此給予很高評價，文中說：“際此遠東陰霾密布中，惟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洛陽和長沙都是中國曆史文化古城，雖然兩者相距千餘公裏，但幾乎在同一經線上。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湘北大地戰事頻繁，素有“四戰之地”之稱的中原地區，表麵上看似平靜，實際上遠比其他地方更為複雜。豫北、豫東、豫南30多個縣均已淪陷，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三麵臨敵，隻剩下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位於洛陽西工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抗戰初期與中共在山西戰場有過良好的合作。1941年5月，華北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國軍慘敗。蔣介石認為中共方麵未采取配合行動，為此遷怒於衛立煌，在6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檢討晉南戰局，此由衛立煌指揮失當所致，且衛已受共黨之迷惑矣，煩悶痛苦之至！”
中條山是國軍在黃河以北所保有的一塊較大而突出的陣地，它的失守無疑對華北正麵戰場極為不利。在河南葉縣，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湯恩伯致電蔣介石：“為振作民心及部隊精神，有奪回幾個據點之必要。”1942年1月，蔣介石做出人事調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辦公廳主任蔣鼎文對調職務，湯恩伯升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因蔣鼎文同時兼任冀察戰區總司令，所以第一戰區的實際負責區域涵蓋河南省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