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重慶
蔣介石視察火海中的重慶時，不由感歎道：“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英國首都倫敦實施了長達76天的戰略轟炸，炸死超過4.3萬名市民，摧毀大約10萬幢房屋，而遠在東方的中國重慶同樣也遭受了日本法西斯大轟炸的摧殘。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在長達6年10個月的時間裏，日軍飛機先後對這座國民政府的陪都進行了一係列瘋狂的“地毯式轟炸”、“疲勞轟炸”、“月光轟炸”，全市人口直接傷亡共計32 829人，間接傷亡6 651人，災民達到172 786人，市區大部繁華地區被破壞，造成財產損失達100億法幣。
重慶也因此成為二戰期間遭受轟炸最為嚴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另兩座是柏林和倫敦）。日軍瘋狂轟炸重慶與德軍轟炸倫敦的目的完全一致，就是要摧毀對方的抵抗意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日全麵開戰。9月，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失利，南京危在旦夕。為長遠考慮，10月29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並於當日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全文如下：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略各省，均有極急劇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亙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複興之基礎。 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屬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
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主席林森
重慶，曆史悠久，資源豐富，從地理位置來說，它位於嘉陵江和長江交彙處，襟雙江而控南北，素有“天險”、“山城”之稱；從地形來說，它三麵環山，擁有絕佳的天然屏障，進攻者簡直無處下手；從交通來說，它有著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在東部沿海地區被日軍控製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與外聯絡、輸送物資。
日軍在武漢會戰中元氣大傷，從之前的長驅直入轉為持久對峙，麵對近在咫尺的重慶無能為力。迫於國內外的各種壓力，日軍開始改變策略，一麵采取和談手段引誘重慶政府就犯，一麵實施戰略轟炸武力威逼。日軍製定了一份《陸海軍關於101號作戰協定》，決定調集陸海軍的航空部隊主力對重慶實施“航空戰略轟炸”。
1938年初，在地麵部隊尚未滲透到華中一帶、技術上又無法展開長距離轟炸的情況下，日軍主要采取小批量的試探性轟炸。同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後，開始對重慶實施“空中入侵戰略計劃”。
1939年5月3日下午1時，45架日軍轟炸機開始瘋狂轟炸人口密集、商業繁華的重慶市中區（即今渝中區），投下爆炸彈98枚、燃燒彈68枚。朝天門到中央公園一帶的兩公裏繁華街道頓時陷入一片火海。大火過後，市中區27條主要街道有19條化為焦土。
5月4日下午6時，日軍再次派出27架飛機轟炸重慶，投下78枚爆炸彈和48枚燃燒彈，燃起十幾處大火，直到兩天後才漸漸熄滅。這次轟炸共造成3 991人死亡，2 323人受傷，約20萬人流離失所，4 889棟建築物損毀，督郵街等10多條商業街道被燒成廢墟。此外，羅漢寺、長安寺、外國教會及英法等國駐華使館也遭到轟炸。
1940年，日軍為迫使中國政府盡快妥協，變本加厲地實施轟炸，“101號作戰”到達了最瘋狂的時刻。其中，8月19、20日兩天的轟炸最為猛烈，日軍不僅投入了日均超過140架的轟炸機，還首次出動了最新研製的“零式”戰鬥機，完全控製了重慶一帶的製空權，把整個市區破壞得麵目全非。
根據當時重慶防空司令部的統計數據，兩天內日機投彈數量達到800餘枚，引起全市30餘處大火，導致上萬人失去住所。一時間，熊熊大火映紅了天，滾滾濃煙籠罩全城，“山城”變為火城。蔣介石視察火海中的重慶時，不由感歎道：“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